从绝望转为喜乐
由艾斯达分·卡拉济安君自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黎巴嫩贝鲁特的生活很艰苦。我们一家七口，住在一个细小的房间里，有一个细小的厨房和浴室。我是最大的男孩，此外有一位姐姐，一位妹妹和两个弟弟。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均是从土耳其逃难到黎巴嫩的亚美尼亚人。
父亲是个裁缝，他工作得很辛苦去维持我们的生活。他并没有像许多父母一般将儿女派出去工作，反之他送我上学校读书。但是我只读了两年便染上风湿样关节炎。我的双腿无法再支持身体的重量。
我的叔叔当时住在以色列的海法城，他听闻我染病，便请父亲将我送到他那里去接受治疗。我在一个月之内便恢复了健康，看来海法的气候有助于我的迅速复原。但两年之后我又再次染病，这次特别影响到我的颈项和脊椎。我回到海法去而再次获得舒解。
可是，旧病却继续翻发，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独力维持家计的亲爱父亲在1951年去世。当时我十六岁，我继续与母亲和姐姐同住。弟妹们则被送进孤儿院里。此后不久我又再次患病。母亲和姐姐尽力为我找寻治疗方法，她们将所赚得的工资的一半用来照料我。
1952年我入院留医，这是我最后一次步行进医院里。医生们使用各种各式的治疗法，甚至将新型的医药试用在我身上，但都完全无效。我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六日之后，医生们说我的双腿和背部会永远瘫痪。事实上，他们告诉母亲说，我只能够活多几个月而已——但这是超过28年前的事！
陷入深沉的绝望中
我回到家里等死。虽然我的亲友和邻舍都知道我的情况，只有很少几个人来探视我。看来人人都将我视为毫无用处而把我抛弃了。特别是与我同年龄的朋友们将我弃若敝屣。
在另一方面，有些较年老的人的确前来“安慰”我。他们告诉我上帝真正爱我而正在考验我的信心。这只使我感觉更难过。我回答他们说：“我但愿上帝不爱我就好了！他若憎恨我，也许我仍然健康而能够行动自如了。”
一年过去了，我却没有死去。起初我能够坐在椅上，将两腿在前面伸直。我能够使用双臂，并且稍为转动我的头。但是后来随着病情的恶化，我无法再使用手臂和双手，也不能移动我的头。在过去18年来，我一直卧在床上。
生活变成难以忍受。我决定一死了之，于是将一把剃刀藏在床边供自杀之用。但是我却没有勇气使用它。岁月慢慢地过去。我的日子十分悲惨。
一线希望
1960年十一月，两个女子上门探访我，对我谈及圣经。在此之后不久，我返回医院接受六个月的治疗。1961年四月，两个女子之一再次前来探访我。但这次带着一个不同的同伴。我当时才获悉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知道他们对各教派的看法如何。
我在长大期间曾接触过各种不同的宗教。我的父母是亚美尼亚的正教徒。有十年的时间我住在马伦派的天主教徒当中，并且常与基督新教徒同渡暑假。我甚至接受过安息日会的函授课程而获得毕业证书。虽然具有这样的宗教背景，我却不知道上帝的名字也不知道应当怎样敬拜他。
我请见证人再次探访我。他们果然如此行，并且用《这王国的好消息》这本小册子与我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我只读了三四次之后便获悉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以及今日我们正生活在这个邪恶的事物制度的末期中。我也获悉耶和华的新规制和享有完美的健康而永远活下去的希望！这的确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开始热切地研究。
见证人告诉我要预料遭受逼迫，也许来自我自己的家人。我们当时再次一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可是，我决定即使我的家人反对我，我宁愿搬进疗养院里住也不愿放弃我所如此珍爱的圣经真理。一道导致快乐前途的大门向我打开了，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将其关闭。
后来我再次需要入院六个月，这次医院在贝鲁特城外25英里（40千米）之遥；这时我的喜乐及对耶和华与他的百姓的体会均已深得多了。我新近获得的朋友会舍弃我吗？绝不会！一位见证人和他的妻子经常前往医院与我研读圣经。
离院回家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见证人获悉我的情况而上门探访，不但有说亚美尼亚语的见证人，也有说黎巴嫩语的见证人。每个人都为我带来真正的安慰。
1962年九月八日，弟兄们将我送到附近的海滩上，我在海里受浸以象征我献身给耶和华上帝。
基督徒的服务带来喜乐
既然我无法参加小组的聚会，见证人遂告诉我聚会所讨论的资料。但是我希望能够作更大的参与。我请弟弟买一架录音机给我，他果然如此行。在此之后我便能够“参加”所有聚会了，甚至借着录音带在神治训练班中作演讲。
但是我怎能够参加传道活动呢？这时我已完全不能起床，按理说来我的家人便是我的“地区”。他们并没有逼迫我，反之他们一个复一个地接受了我向他们提出的圣经真理——最初是我最年幼的妹妹，然后是我最年幼的弟弟，接着是我的母亲，最后我那已婚的姐姐也接受了真理。只有我的另一个弟弟不是见证人，虽然他的妻子却是。而她又转而帮助了她的几个亲属成为见证人，包括她的兄弟在内，后者现在已是个基督徒长老！因此我的第一个区域证明非常富于生产力而为我带来莫大的喜乐。
另一个区域是在一些仍然上门探视我的非见证人当中，但是我觉得必定有办法作一个甚至更广泛的见证。因此我遂设法获得一本电话簿，从其中我找出一些说亚美尼亚语的人的姓名和地址；我可以写信向这些人解释王国的信息。我也写信给一些公司和工厂，因为我觉得其他的见证人可能在传道时很难接触到这些人。我受到鼓励参加全时的传道工作，或称为先驱工作。自那时以来，我平均一年参加辅助先驱工作三次。
虽受反对，仍然获得许多祝福
当地亚美尼亚文的报章诋毁我和我的家人，伪称我是亚美尼亚人的领袖，而我们在家里举行一些秘密的革命会议。此外，住在我们隔邻的叔叔对我们反对得十分激烈。因此我们决定放弃我们那不用缴租的单房住宅，另在其他地区租一间较大的楼宇。虽然新的楼宇租金颇昂而使我们的经济负担大增，我们大家却都得益不浅。
现在我们不但有较舒适的住宅。同时也可以在自己家里经常举行小组的聚会。我们可以更充分参加各种神治活动，照料我身为基督徒长老的各项职责。我作公众演讲。担任神治训练班监督，主持一个小组研经班，而今年我是主持监督。因此。反对仅导致更大的快乐和祝福而已。
除着我在亚美尼亚人当中越来越为人所知，各教派有许多教士前来探视我以图使我“改邪归正”。他们的态度和行动仅是使我更亲近耶和华的百姓而已。虽然我镇静地回答他们挑衅的问题，他们却大发脾气，高声喊叫而几乎说些亵渎上帝的话来。我禁不住将他们的情形与以前把圣经真理带给我们的谦卑的见证人作一比较。
新近获得的喜乐引起别人注意
我的喜乐成为对别人，包括在过去几年治疗我的医生在内，的一个见证。1969年我再次入院留医十二日，这次是治疗一种与我原本的病症无关的新病。我的医生态度很友善，并且留意到我虽然身体残废，却时刻保持欣喜和乐观。他告诉我他的另一个病人是个脊椎在交通失事中受伤的二十一岁男子。虽然这人受到最佳的照顾，而且富裕的父母对他百依百顺，他却如此暴躁不安和诸多要求，甚至他的父母也对他大起反感。他使医院的护士和服务员疲于奔命。
“但是你却从不埋怨，”医生说。“护士们告诉我，你从不按铃召她们做事，你只是趁她们进入你房间时才请求协助。甚至你的面部表情也与他如此不同。”我于是开始告诉医生为什么我与他所说的男子不同，并且表示我有希望永远生活在一个地上乐园里。
1975年八月的一天，一个见证人带了一位访者来探视我。像往常一样，我对他谈及王国及这个政府会怎样解决我们的一切难题。过了一些时间之后他说：“他告诉我他带我来探视一个病人。他要我给病人一点鼓舞。但是你却鼓舞了我。”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原来是当地一份杂志的出版人和编者。在同一周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讨论信心的问题，并且将我的经验包括在内。
战争并没有夺去我的喜乐
黎巴嫩在1975年开始发生内战，在这场内战期间我们面对一些新的难题。我们的楼宇位于一间大厦最顶的第二层。当地的人民自卫队接收了我们大厦附近的军营，因此我们位于一个饱受炮火轰击的地区。有许多炮弹落在大厦的顶上，但却没有一个得以穿透我们的天花板。
在1978年秋季当叙利亚军队猛烈炮击我们这个地区的期间，邻人都逃往较安全的地方。我们却留下来；由于我无法搬走，我的家人遂拒绝离去。在那令人提心吊胆的几天中，我们都深深感到耶和华的保护。甚至我的小侄儿也不断在屋内走来走去引用当年的主题经文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1:19）他看来想安慰自己——他无疑也安慰了我们较年长的人。
看来真是个奇迹，我们竟没有一个人受伤。有三个巨型炮弹落在我的床之上的屋顶，炮弹的爆炸震破了邻近数以百计的玻璃窗。有些能够穿透几道水泥墙的火箭落在我们的屋顶上，但却滑开一旁而没有造成很大损害。甚至在这些黯淡的日子中，我家人的仁爱关怀和耶和华的亲近仍是个喜乐的来源。
坚忍不拔带来结果
在我作见证人的18年间，我得以协助了16个人献身成为耶和华的仆人。现在有几个我与之研读的人正打算受浸。在已经受浸的人当中，有四位现今在小组里作助理仆人。有四个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
我以前的一个圣经学生是个新闻记者、作家和前任的大学教授，有几年的时间她曾在宣传部工作。她经常与政府官员，包括总理在内，有接触。她对真理的体会如此深刻，以致有一次她取消了与总理和几位著名文人会谈的机会以便适应我突然改变的圣经研读时间。她和我的另一个圣经学生，后者是首次对她谈及上帝王国的人，在同一日受浸。
我通常每个月除了照料其他的神治事务之外主持七个圣经研究。这一切活动如此引人入胜，以致我并不感觉自己有病。我在灵性上已获得医治，而且我知道不久在身体上也会获得医治。我对耶和华通过他的先知所作的应许怀具完全的信心，深知有一天我必定会“跳跃像鹿”。——以赛亚书35:6。
我鼓励所有感觉沮丧的人听从耶稣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8,29）对我来说，这些话已证明完全真实。我最深沉的绝望已转变为纯然的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