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事业

57年的海外传道生涯

由埃里克·库克(Eric Cooke)君口述

曙光初露，我在横渡英伦海峡的船上凭栏眺望水平线上朦胧的黑点。早一天的黄昏，我与弟弟离开英国南安普敦向法国的圣马洛进发。前往旅游？不，我们打算将上帝王国的信息带到法国去。我们一抵达圣马洛，就取得自己的自行车，踏着踏板向南方迈进。

这样，我与弟弟约翰在57年前开始我们的海外传道生涯。什么促使我们加入全时服务呢？什么推动我们离开英国舒适的家和安定的生活？

影响我们生活的事

1922年，母亲出席一个题名为‘死者在什么地方？’的公众演讲。这个演讲令她振奋不已。不久，她便成为耶和华手下献了身的仆人。可是，父亲却不高兴，因为他是英国教会的教友，于是有多年的时间他在星期天早上带我们上教堂，母亲则在下午教我们圣经。

1927年，约翰到了14岁，就开始跟母亲一起参加聚会，并且参与逐家逐户的见证工作。但我却相当自满，因为我在巴克利银行找得一份好差事。然而，为了尊重母亲起见，我也开始研究圣经和守望台社出版的刊物。此后，我在灵性上进步得很快，并且在1930年受了浸。

约翰在1931年毕业后就开始以先驱身分从事全时服事职务。他提出建议，要我在先驱工作上跟他作伴；于是我就放弃了我的银行事业，跟他一起作先驱。我们刚采纳的新名字——耶和华见证人——强化了我们的决心。我们接获的第一个委派地区是法国西岸的拉罗谢尔镇及其邻近一带地区。

在法国骑自行车作先驱

我们骑着自行车从圣马洛迈向南方之际，一路上欣赏诺曼底的苹果园，嗅着苹果酒厂发出的醇酒香味。我们从没有想到13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邻近的诺曼底海滩竟会遭受历史上若干最血腥的战役所蹂躏；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全时服事职务会延续这么久。我向约翰打趣说：‘我想我们可以作五年先驱。哈米吉多顿该不会太远吧！’

经过三天的自行车旅程，我们终于抵达拉罗谢尔镇。我们两人都懂些少法语，因此毫无困难地找到一间适中而设备齐全的房间。我们骑自行车走遍大约12英里（20公里）半径以内的所有乡村向人分派圣经书刊。然后，我们转往另一个城市去重复这个程序。在法国的这部分地区并没有其他见证人。

1932年七月，约翰受社方委派到西班牙去，因为他读书时曾学习西班牙语。我继续留在法国南部工作，在两年间连续有多位来自英国的同伴。由于没有别的见证人可以交往，因此经常的祷告和圣经研究是保持我们灵性力量的必需条件。此外，我们也一年一度回英国去参加大会。

1934年，我们被逐出法国。当时，势力庞大的罗马天主教会要对这件事负责。我并没有回英国去；反之，我加入另外两个英国先驱的行列，一起向西班牙进发——照常骑着自行车上路。那天晚上，我们睡在矮树丛下，另一天则睡在干草堆上，又另一天在海滩上。最后，我们抵达西班牙东北部的巴塞罗那与约翰一起工作。约翰欢迎我们加入他的行列。

在西班牙遭遇挑战

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并没有任何会众在西班牙。我们在巴塞罗那工作了几个月后，就转往塔拉戈纳去。在那里，我们首次采用手提留声机和录有简短的西班牙语圣经演讲的唱片。这些工具十分有效，尤以在水泄不通的咖啡馆和旅店里为然。

在西北部的莱里达，一位孤立的见证人——萨尔瓦多·西雷拉——加入我们的行列。由于受到我们留在当地所鼓励，他以先驱的身分服务了一段短暂时期。在韦斯卡，内梅西奥·奥鲁斯热烈欢迎我们到他那位于钟表店楼上的小屋去。和他一起的时候，我们首次运用社方早期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主持家庭圣经研究。我们每天研究一、两小时；不久，他便加入我们的行列作先驱。

我们接着前往萨拉戈萨传道。在这个城市里，我们帮助了两位年约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安东尼奥·加加略和何塞·罗马诺斯——而获得很大的喜乐。每个黄昏，他们都到我们的细小房间来研究圣经，我们以《政府》一书主持这个研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两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从事先驱工作。

被指控为法西斯分子

这时，局势正迅速恶化。西班牙内战行将爆发——这场冲突终于造成数十万人丧生。在萨拉戈萨邻近的一个乡村里，我与安东尼奥遇上麻烦。一个接受了我们所分派的小册子的妇人误以为它们是天主教会的宣传品，遂指控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们遭受逮捕及被带到警局去。‘你们在这村里干什么？’警官问道。‘这里的人都是共产党徒，他们不喜欢法西斯的宣传品！’

我们解释过自己的工作后，警官感到满意。他仁慈地招待我们吃午餐，并劝我们在午睡时间悄悄地离开该村。可是，在我们离去之际，一群暴民却在等待着我们。他们夺去我们所有的书刊。当时的情况相当恶劣。幸而，令我们深感欣慰的是，警官及时抵达现场以机巧的方式与暴民谈判。他建议将我们带到萨拉戈萨去见当局，这令暴民感到满意。后来，他替我们向市政官员说项，我们就获释了。

1936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安东尼奥因拒绝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而被处决。我与约翰能够在他复活时欢迎他及重睹他那温柔的微笑会是何等大的喜乐！

在爱尔兰被诬告为共产党徒

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不久，我与约翰照常回英国度年假。内战使我们无法回西班牙去。于是，我们有几周的时间在肯特郡——我们那位于布罗德斯太尔斯的家附近一带的地方——从事先驱工作。接着而来的委派地区是——爱尔兰。卢述福社长安排我们前往当地，在那里分派一份题名为‘你已接获警告’的特别单张。当时爱尔兰南部并没有任何会众，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名孤立见证人。

这一次，在天主教教士的煽动下，我们给人诬告为共产党徒——与在西班牙时给人指控的罪名刚相反！有一次，一群忿怒若狂的天主教徒冲进我们的居停，把我们的多箱书刊取去烧掉。我们于1937年夏季返回英国之前经历过好几次类似的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前往基列

1939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约翰正在法国的波尔多服务，而我则在英国的德比作会众的监督。有些先驱，包括约翰在内（当时他已跟我会合），得免服兵役；但其他的人，例如我，就不获免。于是，我在大战期间经常进出监牢。人需要表现很大的忍耐才能忍受战时监牢里的种种情况，但我们知道欧洲的弟兄所受的苦大得多。

大战之后，守望台社的新社长诺尔探访英国，并且选派了若干先驱前往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接受海外传道训练课程。这样，1946年五月，我与约翰一同乘坐在大战期间建造的‘自由轮’横渡大西洋。

第八届的基列学生是第一批真正来自各国的人。在为期五个月的训练课程期间，能够与资深的先驱一起研读交往确是一项令人振奋的经验！最后，毕业礼的日子来到了，我们终于获悉自己的委派地区。我被派到南罗得西亚——即现今的津巴布韦——约翰则被派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去。

在非洲的海外传道服务

1947年十一月，我抵达南非的开普敦。另一艘船则带来了我的同学伊恩·弗格森和哈里·阿诺特。不久，诺尔弟兄前来探访我们，我们遂出席在约翰尼斯堡举行的大会。接着，我们北上各自前往委派地区去——伊恩到尼亚萨兰（现今的马拉维），哈里到北罗得西亚（现今的赞比亚），我则往南罗得西亚（现今的津巴布韦）。后来社方在该国设立了一个分社，我受委任为分社监督。当时该国有117群会众，大约有3,500位传道员。

不久，有四位新的海外传道员抵达。他们以为自己被派到一个原始落后的地区。住在泥造的小屋里，狮吼之声彻夜达旦、床下有蛇类盘踞。相反，布拉瓦约的林荫路沿途繁花吐艳、有现代化的舒适环境，一般人都乐于聆听王国的信息。这使他们不禁称之为先驱的乐园。

两项个人的调整

我在1930年受浸时，对于谁会在地上享永生一事了解有限。于是，我与约翰两人都于耶稣受难纪念时领食象征物，正如当时人人都这样行一般。甚至在1935年，启示录第七章所描述的‘大群人’已证实是地上的‘绵羊’阶级时，我们的思想仍未改变过来。（启示录7:9，《新译》；约翰福音10:16）后来在1952年，《守望台》杂志在第63页刊登了一篇澄清属地与属天希望的分别的文章，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并不怀有属天的希望；反之，我们的希望是在地上的乐园里享永生。——以赛亚书11:6-9；马太福音5:5；启示录21:3,4。

还有别的什么调整？我越来越喜欢梅桃尔·泰勒，她跟我们一起工作已有三年了。由于她表明对我也有同感，而我们两人都深深体会海外传道的服务，于是我们就订了婚，后来在1955年七月结为夫妇。梅桃尔证明的确是个贤内助。

在南非的服事职务

1959年，诺尔弟兄探访南罗得西亚，我与梅桃尔给转派到南非去。不久之后，我们开始周游探访的环务工作。那些日子是我们的黄金岁月。可是，我的年事惭高，而梅桃尔的健康也令我们有点担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已不再能够抵受环务工作的步调，于是我们在开普敦建立一个海外传道员之家，在当地服务了数年。后来，我们再被转派到纳塔尔的德尔班去。

我们所接获的委派地区是查茨沃思——一个庞大的印度社区。这是海外委派之内 的－项海外委派——对我们年长的海外传道员来说，这确是一项挑战。我们于1978年二月抵达时，当地有一群拥有96位见证人——大部分是印度人——的会众。我们需要研究印度教徒的宗教思想，也要明白他们的习俗。使徒保罗在雅典作见证时所用的方法为我们立下大有帮助的榜样。——使徒行传17:16-34。

海外传道服务的种种祝福

现今我已年届78岁而度过了57年海外传道服务的岁月。目睹我曾在其中服务过的国家有惊人的增长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法国已达到10万位王国宣扬者的数目，西班牙已有7万多位传道员。南非也从我们抵达时的1万5000位传道员增加至4万3000多位。

年轻人，你们的环境容许你们加入全时的服事职务吗？若然，我可以向你们提出保证：这是最佳的事业。它不但可以保护你免受今日困扰年轻人的许多难题和引诱，同时还可以模铸你的性格以期符合耶和华的正义原则。不论老幼，现今就事奉耶和华无疑是一项莫大权利！

［第31页的图片］

一位访者参观梅桃尔·库克的郊野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