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受万民恨恶’
耶稣在死前最后一晚与使徒共叙时提醒他们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约翰福音15:20,21。
耶稣所想到的并非仅是不容异己的偶然例子而已。在此之前三天,他曾说:“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马太福音24:9。
可是,耶稣却劝门徒,他们遭受逼迫时绝不可采用实际的武器。(马太福音26:48-52)他们不可辱骂逼迫者或试图报复。(罗马书12:14;彼得前书2:21-23)逼迫者岂不是也有可能成为信徒吗?(使徒行传2:36-42;7:58-60;9:1-22)因此,他们必须将伸冤复仇的事交在上帝手中。——罗马书12:17-19。
众所周知,早期基督徒曾受到罗马政府的残酷逼迫。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最大力逼迫耶稣基督的乃是宗教领袖;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之所以将耶稣处决,乃是由于顺应宗教领袖的要求之故。(路加福音23:13-25)耶稣死后,带头逼迫耶稣门徒的人再次是宗教领袖们。(使徒行传4:1-22;5:17-32;9:1,2)在较现代的时候,情形岂不是如出一辙吗?
教士要求公开辩论
随着C.T.罗素的写作迅速销行了数千万份,并且以多种文字印行,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教士们无法轻易地将他所说的话置诸不理。许多教士因为罗素揭发他们的主张不符合圣经而大感忿怒;除此之外,他们也对于失去好些教友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便在讲坛上猛烈抨击罗素的写作。他们吩咐手下的教友不可接受圣经研究者的书刊。有些教士试图迫使政府官员制止圣经研究者的工作进行。在美国有些地方——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坦帕、伊利诺伊州的罗克艾兰、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以及宾雪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教士们甚至唆使人将罗素的写作公开焚毁,并且亲自在场主持其事。
有些教士觉得需要举行公开辩论,借此揭发罗素以抵消他的影响。在罗素的工作总部附近,一群教士选出宾雪法尼亚州亚勒格尼北大道循道圣公会教堂的牧师E.L.伊顿博士作为发言人。1903年,伊顿提议举行公开辩论,罗素弟兄接受了这项邀请。
他们提出以下六个论题:罗素弟兄声称,但伊顿博士否认,死者的魂是没有知觉的;基督的“复临”先于千禧年,而他“复临”和千禧年的目的乃是要造福地上的万族;此外,惟独“福音时代”的圣徒才会享有第一次复活,有数目大得多的人会在后来的复活中有机会得救。伊顿博士声称,但罗素弟兄否认,人死后就不再有受审察的机会;所有得救的人都会到天上去;怙恶不悛的人则会永远受苦。1903年,他们根据这些论题在亚勒格尼的卡内基礼堂举行一系列六次辩论,每次均座无虚席。
究竟什么促使教士们向罗素提出挑战,要与他举行公开辩论呢?后来艾伯特·范登贝以历史的观点回顾这件事,他写道:“辩论举行时,每次有一位来自不同的基督新教教派的牧师作主持人。除此之外,有好几位来自邻近地区的牧师与伊顿牧师一同坐在讲坛上,据称是要在经文和道义上给他支持。……既然基督新教的牧师甘愿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同盟,这显示他们深恐罗素有能力说服他们的教友改宗。”——“查尔斯·泰兹·罗素:匹兹堡先知,1879-1909年”,文章刊登于《西宾雪法尼亚州历史杂志》,1986年1月刊,14页。
这样的辩论并不很多,而且根本没有产生教士同盟所预期的结果。伊顿博士自己的教堂也有些教友对他们在1903年一系列辩论中所听见的资料获得深刻印象,结果毅然脱离伊顿的教会,转而投入圣经研究者的阵营。甚至一位当时在场的教士也承认,罗素“打开救火水管,把阴间的火扑灭了”。可是罗素弟兄自己觉得,与其将时间和精神花在辩论上,不如将其用在其他活动上,反而会对传扬真理更有帮助。
教士们并没有因此罢休。罗素弟兄后来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和英国约克郡的奥特利发表演说时,教士们派人在听众中高声提出异议,并对罗素作出毫无根据的人身攻击。罗素弟兄很巧妙地应付这些情况,时刻以圣经作为他的答复所根据的权威。
基督新教的教士们,不论属于什么教派,当时都隶属于所谓的福音联盟。在许多国家里,他们的代表大力抨击罗素和那些分发他的书刊的人。例如,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圣经研究者发觉每个传道人,甚至在最细小的市镇和乡村地区,都对罗素提出同一套虚谎的指责,并对他的主张作出同样的歪曲声称。
可是,针对罗素的这些抨击有时导致出乎教士们意外的结果。在加拿大的新布伦瑞克,一个牧师在讲坛上对罗素大肆抨击。听众里有一位男子曾亲自读过罗素弟兄所写的著作;他留意到牧师不惜蓄意说谎去诋毁罗素,这令他深感厌恶。牧师的传道演讲大约说了一半,这男子站起来,牵着妻子的手对合唱团里的七个女儿喊道:“来吧,我们回家了。”九个人一同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教堂,牧师眼巴巴地望着这个曾出钱兴建教堂的人(同时是会众的主要经济支持者)离他而去。不久之后,会众便无法维持下去了,于是牧师亦只好离去。
使用讥嘲和毁谤的手段
由于极力想消灭C.T.罗素和他的同工的影响,教士们声称罗素没有资格自认为基督教的传道员。为了类似的理由,第一世纪的犹太宗教领袖们蔑视使徒彼得和约翰,把他们视为“没有学问的平民”。——使徒行传4:13,《新译》。
罗素弟兄并没有从基督教国的神学院毕业。但他勇敢地说:“我们[向教士]提出挑战,要他们证明自己确曾受到上帝所任命,或证明自己确曾想及过这件事。他们所想到的只是他们从自己的教派获得的任命或授权。……上帝任命或授权给人去传道乃是借着将圣灵赐给这人。谁接获圣灵,便获得灵粮和权威去奉上帝的名从事教人和传道的工作。谁没有获得圣灵,就没有蒙上帝授权或认可去传道。”——以赛亚书61:1,2。
为了破坏罗素弟兄的名誉,有些教士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对他提出虚谎的严重指责。他们以往时常提出——至今仍然提出——的一项指责牵涉到罗素弟兄的婚姻。他们试图给人的印象是,罗素是个行为不检的人。事实究竟如何?
1879年,查尔斯·泰兹·罗素与玛丽亚·弗朗西丝·阿克利结为夫妇。有13年的时间,他们相处得很好。后来,由于别人对玛丽亚讨好逢迎,助长她的自骄心,以致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但当她觉察出这些谄媚者的用意之后,她看来得以恢复平衡。有一次,一个以前的同工散布谣言诋毁罗素弟兄,她甚至请丈夫允准她前往探访若干群会众,以便回答这个人的无理指责,因为这人声称罗素弟兄虐待自己的妻子。她在1894年作了这项探访。可是,她所受到的热诚接待看来使她逐渐变成自命不凡。她试图在决定《守望台》所刊登的资料方面取得较大的发言权。a后来她发觉,她撰写的文章除非获得她丈夫——杂志的编辑——同意(根据文章内容是否与圣经一致而定),否则就不会在杂志中发表。这使她大感不悦。罗素弟兄极力设法帮助她,但她终于在1897年11月与丈夫分手。可是,罗素却给她一所住宅,并继续维持她的生活。她在1903年着手向法庭申请离婚,在1908年获准与丈夫分居及获得赡养费,但却不是与丈夫离婚。
玛丽亚·罗素既未能迫使丈夫同意她的要求,便在两人分手之后竭力破坏丈夫的名誉。1903年,她出版了一份单张,内容并非充满圣经的真理,而是对罗素弟兄肆意诋毁。她试图请各教派的牧师在圣经研究者举行特别聚会时分发这些单张。可赞的是,当时并没有很多牧师愿意以这种方式受她所利用。可是,自那时以来,其他的教士却表现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
在较早时候,玛丽亚·罗素曾在口头上及书面上谴责那些抨击罗素弟兄行为不检的人,但现今她自己却提出同样的无理指责。1906年,在法庭聆讯期间,曾有人作了一些没有根据的声明(法庭下令将这些声明从记录中除去)。罗素弟兄的宗教反对者便利用这些声明对他提出指责,目的是要使罗素弟兄看来是个不道德的人,因此没有资格作上帝的传道员。可是,法庭的记录清楚表明,这样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有一次罗素太太的律师问她是否相信她的丈夫犯了通奸罪。她回答说:“不是。”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1897年,有一个由基督徒长老组成的委员会聆讯罗素太太对丈夫提出的指控,但当时罗素太太并没有提及她后来在法庭上所说的话;而她在法庭上所说的话,目的只是要说服陪审团允准她离婚而已。虽然她在指控中提及的事据称是在她与基督徒长老会面之前发生的,她却完全没有向长老们提及过这些事。
罗素太太向法庭上诉之后九年,有一个男子想获得当时法庭记录的副本,好让他的同工用来揭发罗素。法官詹姆斯·麦克法兰在回信中坦率地告诉这人,企图得着法庭记录的副本仅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而已。他在信中说:“罗素太太提出申请的理由和陪审团在裁决中所用的字眼是‘屈辱’而不是通奸;据我所知,证据并没有显示罗素‘与共同被告过着通奸的生活’。事实上,这宗案件根本没有共同被告。”
玛丽亚·罗素后来也承认这件事实。1916年,罗素弟兄的葬礼在匹兹堡的卡内基礼堂举行时,玛丽亚·罗素披着面纱行到棺材面前,放下一簇铃兰。花上附有一条丝带,上面写着“至爱的亡夫千古”等字样。
显然,教士们所用的策略与他们在第一世纪的副本所用的完全一样。当时教士们想使耶稣名誉扫地,于是便指责他与罪人一同吃喝,而且他自己便是个罪人和亵渎者。(马太福音9:11;约翰福音9:16-24;10:33-37)这样的指责并没有改变有关耶稣的真理,可是,这些无理指责却将采用这种毁谤手段的人的真相暴露出来。类似的指责也把在今日采用同样手段的人揭发出来,表明他们的属灵父亲其实是魔鬼,因为魔鬼这个字词的意思便是“毁谤者”。——约翰福音8:44。
利用战时的狂热达成他们的目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主义的狂热席卷全球;这使圣经研究者的敌人有一项新武器去对付他们。基督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宗教领袖可以拿着爱国主义的幌子,将他们的仇恨表达出来。他们利用战时的歇斯底里,诬告圣经研究者煽动叛乱。在第一世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也对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提出过同样的指控。(路加福音23:2,4;使徒行传24:1,5)当然,教士们若要提出这样的指控,自己就必须积极支持战争才行。虽然这意味到将许多青年男子送上战场,去残杀另一个国家中与他们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大部分教士却看来并没有对此感到不安。
1917年7月,守望台社在罗素死后发行了《完成的奥秘》一书。这本书就启示录、以西结书以及雅歌这几本书作了详细的评论。这本书坦率地揭发基督教国属下教士的伪善!在一段颇短的时期内,这本书已销流很广。在1917年12月杪和1918年年初,美国和加拿大的圣经研究者也分发了1000万份称为《圣经研究者月刊》的单张,其中含有措辞猛烈的信息。这份像小报般大小的四页单张题名为“巴比伦的倾倒”,次标题则是:“基督教国现今何以必须受苦——最后的结局”。文章指出,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属下的各宗教团体乃是现代的巴比伦,他们不久便会倾倒了。为了支持提出的论点,单张刊出《完成的奥秘》一书的片断,论及上帝的预言如何表示,他已对“神秘的巴比伦”作了不利的判决。底页刊有一幅生动的漫画,展示一道墙正在倾倒。墙上有些巨石分别写着“三位一体的道理(‘3×1 =1’)”、“灵魂不死”、“永远受苦的理论”、“基督新教——信条、教士等”、“罗马天主教——教皇、红衣主教等”等字样;所有石头都正纷纷倾倒。
耶稣将犹太教士们的伪善揭发出来时,后者大感忿怒;同样,上述的揭发也使基督教国的教士们忿怒若狂。(马太福音23:1-39;26:3,4)在加拿大,教士们迅速作出反应。1918年1月,600多个加拿大教士联名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政府禁止万国圣经研究会的书刊流通。正如《温尼伯论坛晚报》报道,温尼伯圣斯蒂芬斯教堂的教士查尔斯·G·佩特森在讲坛上抨击刊登“巴比伦的倾倒”一文的《圣经研究者月刊》之后,司法部长约翰逊便与他联络,并从他取得一份刊物。在此之后不久,加拿大政府在1918年2月12日颁布法令,宣告若有人拥有《完成的奥秘》一书或上述的单张,便会招致罚款和监禁的惩罚。
同一个月,2月24日,刚获选为守望台社社长的卢述福弟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坦普尔礼堂发表演说。演说的题目颇令人惊讶:“世界结束了——现今活着的千百万人可以永远不死”。他提出证据表明,世人以前所知的世界其实在1914年已终止了;他提及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世界大战,以及与之俱来的饥荒,并且表明这乃是耶稣所预言的末世标记的一部分。(马太福音24:3-8)然后他将注意集中在教士们身上,说:
“按圣经来说,以一个阶级而言,教士们对现今折磨人类的大战应负最大的罪责。有1500年之久,他们向人民灌输君权神授这个来自撒但的主张。他们提倡政教合一,使宗教和政治打成一片。他们享有上帝所赐的特权,向人宣扬弥赛亚王国的信息,但他们却证明不忠于职守,反而刻意鼓励统治者们相信,君王凭着神所授予的权柄施行统治,因此君王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他接着指出这件事所导致的结果,说:“欧洲野心勃勃的君王穷兵黩武,因为他们想侵占别人的土地;教士们则讨好逢迎他们说:‘放胆去做好了,你们不会出错的;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对的。’”但并非仅是欧洲的教士们大力支持战争,美洲的传道人也一样。
洛杉矶的《论坛晨报》对这个演讲发表了一项详细报道。这使教士们大为震怒。牧师联会当天便召开会议,并派会长去见该报的经理,让后者知道他们对此极为不悦。在此之后,有一段时期守望台社的办事处经常受到政府情报人员的骚扰。
在这段充满国家主义狂热的时期,教士们在美国费拉德尔菲亚举行会议,并且通过决议要求政府修改间谍法,将触犯这条法例的人交给军事法庭审判,从而有招致死刑的可能。他们推举约翰·洛德·奥布赖恩——检察长在战争活动方面的特别助手——将请求向美国的参议院提出。美国总统并没有容许这个法案成为法律。但后来美国陆军少将詹姆斯·富兰克林·贝尔在盛怒之下向J.F.卢述福和W.E.范安伯透露当时在会议席上发生的事,并且表示政府打算运用间谍法去对付守望台社的主管人。
美国政府的官方档案显示,至少从1918年2月21日起,约翰·洛德·奥布赖恩已着手预备指控圣经研究者了。4月24日和5月4日的国会记录含有来自约翰·洛德·奥布赖恩的备忘录。他强烈表示,如果像所谓的弗朗斯修正法案所说一般(这是业经美国参议院认可的),只要人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并且怀有正当的动机及为了可取的目的而说”,就可蒙法律允准,他就无法成功地控诉圣经研究者了。
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B.F.怀兰牧师进一步利用战时的狂热,声称圣经研究者为敌人作宣传。他在《每日电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其中声称:“作为国家公民,你们要肩负的爱国职责之一便是:下令禁制总部设于布洛克林的万国圣经研究会。这些人打着宗教幌子推销《完成的奥秘》这本书,其实是要为德国人宣传。”他毫无避嫌地告诉政府当局,政府有责任要逮捕圣经研究者,并且制止他们继续举行聚会。
1918年的春季和夏季,圣经研究者在北美洲和欧洲都普遍受到迫害。教唆者包括浸信会、循道会、圣公会、路德会、罗马天主教和其他教派的教士们。官员没有搜查证便将他们的圣经书刊充公。有许多圣经研究者被投入狱中,另一些则被暴民驱逐、殴打、鞭打、涂上柏油和黏上羽毛,肋骨被折断或头部被砍伤,有些人甚至变成永久伤残。官方没有提出指控,也没有举行聆讯,便把基督徒男女关在监里。1920年9月29日的《黄金时代》报道了逾一百宗这类的暴行。
被控以间谍罪名
最大的打击在1918年5月7日来到,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发出逮捕状,将守望台圣经书社的社长J.F.卢述福和他几位最亲密的同工拘捕。
前一天,在纽约布洛克林有两项控诉卢述福弟兄和他同工的诉状入禀法院。敌人认为,如果一项诉状未能达成预期的结果,便可以运用另一项诉状去提出指控。第一项诉状含有四条罪状,涉及的人数较多:两条罪状指控他们合谋违反1917年6月15日通过的间谍法;两条罪状指责他们试图执行他们的非法计划,或实际如此行。诉状指控他们合谋怂恿人不服从政府,拒绝在美国军队中服役,并且指责他们在国家从事战争之际合谋阻止人应征参与这种服役。诉状声称他们试图这样行,或曾实际这样行。诉状特别提及被告出版和分发《完成的奥秘》一书。第二项诉状指控被告将一张支票寄往欧洲(其实目的是要用来推广在德国的圣经教育工作),以致有损美国的利益。被告提堂时,法庭所聆讯的是含有四条罪状的第一项诉状。
当时还有另一项诉状——控告C.J.伍德沃思和J.F.卢述福违反间谍法——在宾雪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法庭待审。但据约翰·洛德·奥布赖恩在1918年5月20日所写的信透露,司法部的官员担心,当这宗案件由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威特默审讯时,他不会同意让政府使用间谍法去禁制宗教人士的活动。官员们担心法官不会同意,由于这些人出于诚挚的宗教信念说了一些被别人视为反战争宣传的话,他们便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因此,司法部决定将斯克兰顿案暂时搁置,等到在布洛克林审讯的案件获得结果之后再算。政府也设法使来自佛蒙特州的哈兰·B·豪法官——约翰·洛德·奥布赖恩深知这个法官在上述各事上观点与他一致——在纽约东区的美国地方法院作主审。这宗案件在6月5日提堂,起诉人是以撒·R·伊兰和信奉天主教的查尔斯·J·巴克纳。在审讯期间,卢述福弟兄留意到天主教教士时常与巴克纳和伊兰商谈。
在审讯期间,被告方面清楚表明,社方的主管人和书本的编辑者根本无意妨碍国家作战。他们提出证据表明,撰写这本书的计划——事实上大部分的写作——在美国宣战(1917年4月6日)之前便已完成了,出版这本书的合同也在他们被控违反的美国法律获国会批准(6月15日)之前即已签订。
社方在准备供付印用的稿子和阅读校样之际,在1917年4月和6月加添了一些资料。控方在审讯期间刻意强调这些附加资料的内容。资料包括引自约翰·海恩斯·霍姆斯的一段话;这个教士曾坦率声称,战争违反了基督的教训。正如其中一名辩护律师指出,教士所说的这段话源自一本题名为《大战前夕对同胞的声明》的册子;审讯期间,这本册子仍然在美国公开出售。教士和这本册子的出版人均没有为此被控。圣经研究者只是提及这个教士的传道演讲内容而已,但控方却坚要圣经研究者为这位牧师所表达的见解负责。
《完成的奥秘》这本书并没有告诉世人他们无权参与战争。然而,为了解释预言,这本书确曾引用1915年各期《守望台》的片段,指出教士们的立场如何首尾不一贯,因为他们一方面以基督的仆人自居,但却同时大力为作战的列国征募新兵。
卢述福弟兄一获知政府不赞成书的内容,便立即打电报通知印刷商停止印制这本书。与此同时,社方派出代表向美国的陆军情报部查询,想知道他们不赞成的理由。社方获知由于当时大战正在进行,书里247-53页的内容被有关方面视为有问题,社方便立即吩咐弟兄们把书里的这部分切掉,然后才将书分发给大众人士。后来政府通知地方检察官,人若进一步分发这本书,便会违反间谍法(虽然政府不肯向社方表示,书在删改之后是否仍被视为非法),社方于是下令不再公开分发这本书。
何以惩罚如此严厉?
即使如此,在1918年6月20日,陪审团裁决每个被告均犯了诉状所列出的罪名。次日,七位b被告每位被判四项20年的徒刑,刑期同时进行。在7月10日,第八位c被告被判四项10年的徒刑,刑期同时进行。这些判决有多严厉?1919年3月12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致检察总长的便条中承认,“刑期显然过重。”事实上,在萨拉热窝开枪刺杀奥匈帝国皇储的凶手——这宗行刺案触发了使列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项事件——所受的惩罚也没有这么严厉。他被判处入狱20年——但不像圣经研究者一样,被判四项各20年的徒刑!
究竟什么动机促使法官对圣经研究者判处这么严厉的徒刑呢?法官哈兰·B·豪宣告说:“在本法庭看来,被告大力提倡及在国内和盟国境内四处散播的宗教宣传,比一师德国军队构成更大的危险。……宣传宗教的人通常操有颇大的影响力;当事人若是衷诚的话,影响力就更大。这足以加重而非减轻他们所造成的损害。因此,本法庭认为,惟一的明智之举是将这些人判以重刑。”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豪法官在判刑之前说,被告律师所作的陈述不但使政府的执法官员,同时令“全国各地的牧师教士”,均受到质疑和侮辱。
社方立即就法庭所作的判决向美国巡回上诉法庭提出上诉,但豪法官却武断地不准被告在等待聆讯期间保释出外。d7月4日,在法庭尚未聆讯被告所作的最后保释申请之前,警方匆匆将前七位弟兄解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里。后来,证据显示在这次充满偏见的审讯中,法庭在程序上所犯的错误共达130个之多。社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上诉聆讯所需的文件。与此同时,大战结束了。1919年2月19日,狱中的八位弟兄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申请行政特赦。许多公民则致信新任命的检察长,促请政府释放这些弟兄。后来在1919年3月1日,豪法官答复检察长的查询,建议“立即减刑”。虽然这项提议会减短刑期,但却无异于证实被告有罪。在法庭采取这项行动之前,弟兄们的律师将一项法庭令状送达负责把案件向上诉法庭提出的政府律师。
卢述福和他的同工被判刑之后九个月——当时大战已结束了——在1919年3月21日,上诉法庭准许八位被告保释出外。3月26日,他们每人缴交一万美元的保释金,便随即在布洛克林获得释放。1919年5月14日,美国纽约州的巡回上诉法庭裁决:“本案的被告并没有受到他们有权获得的不偏不倚的审讯;由于这缘故,本庭将原判推翻。”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e可是,1920年5月5日,在被告奉召上法庭五次之后,政府律师在布洛克林的公开法庭里宣布撤回起诉。为什么呢?美国国家档案局所保存的资料透露,既然当时战争的狂热已经过去,司法部担心,若将案件向没有偏见的陪审员提出,政府便会败诉。美国律师L.W.罗斯在致检察长的信中宣称:“为了保持我们与公众之间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我们最好主动”宣布不再作进一步的起诉。
同一天,法庭在1920年5月5日将控方在1918年5月对J.F.卢述福和他的四位同工提出的诉状也一并驳回。
幕后的教唆者其实是谁?
这一切逼迫真的是由教士们教唆的吗?约翰·洛德·奥布赖恩否认这件事。但生活在当时的人都深知事实的真相。1919年3月22日,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出版的《理性报》抗议说:“牧者罗素的跟从者受到‘正统派’教士的恶毒攻击;虽然他们尽力遵守间谍法的规定,但却仍被定罪监禁,不准保释。……我们在此声明,不论间谍法在法理上是否合乎宪法,或在道德上是否有理,牧者罗素的跟从者都在这条法例之下受到冤屈的判罪。任何人若怀着开明的头脑将证据查考一下,都会迅速看出这些人不但无意违反法律,也实在没有违反。”
若干年后,雷·艾布拉姆斯博士在《教士举枪致敬》一书中评论说:“耐人寻味的是,有这么多教士积极试图将罗素派[敌人加于圣经研究者身上的贬称]消灭。许多由来已久的宗教争论和仇恨虽然在和平时期从没有在法庭上被提出来,现今却在战争狂热的影响下在法庭上浮现。”他也说:“分析过整件案子之后,我所得的结论是,各教会和教士们乃是试图扑灭罗素派运动的幕后策动人。”——183-5页。
可是,圣经研究者所受的逼迫并没有随着大战结束而终止。事情只是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已。
教士向警方大施压力
大战既已过去,教士们便转而挑起其他争论,以图制止圣经研究者的活动。1920年代,在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和德国的其他部分,警方根据有关兜售的法律多次逮捕见证人。但案件提交上诉法庭时,法官通常判圣经研究者得直。最后,由于有数以千计这样的案件提交给法庭处理,内政部在1930年发出通告,吩咐所有警官不要再根据兜售法对圣经研究者采取法律行动。结果,有一段短时期,来自这方面的压力消退了,耶和华见证人便趁这个机会在德国的外勤地区展开规模异乎寻常的活动。
在那些年间,罗马尼亚的教士也操有很大势力。他们说服政府下令禁止耶和华见证人活动,也不准守望台的书刊流通。但教士们害怕人民仍然阅读他们已经获得的书刊,以致获知教会的主张其实并不符合圣经,所作的声称也是虚谎谬误的。为了制止这种情形发生,教士们实际跟宪兵一起逐户搜索耶和华见证人所分发的书刊。他们甚至盘问一些毫无戒心的孩童,要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曾接受这样的书刊。若有人被查出藏有书刊,教士便恐吓他们,声称他们若再接受书刊,便会受到殴打和监禁。在有些乡村里,教士兼任村长和治安官;但是,若有人不听教士的吩咐,就绝不会受到公平的待遇。
在这段时期,有些美国官员也对教士们惟命是听。例如在1936年,天主教的奥哈拉主教探访乔治亚州的拉格兰奇之后,该市的市长和检察官逮捕了数十名耶和华见证人。在被囚期间,见证人被迫睡在牛粪堆旁,床垫上溅有牛尿,吃的是被虫蛀过的食物,并且被迫与囚犯一起做筑路的苦工。
在波兰,天主教的教士也千方百计阻挠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进行。他们教唆人民对见证人动粗,公开焚烧耶和华见证人的书刊,指控他们是共产党徒,并且声称他们的书刊“亵渎神圣”而将他们拉上法庭。可是,并非所有官员都甘愿对教士俯首帖耳。例如,有一次波森(波兹南)的教士指控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将天主教的教士们称为“撒但的组织”,但当地上诉法庭的检察官却拒绝对见证人提出控告。检察官自己指出,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公元1492-1503年)以来,弥漫基督教国的那种不道德的精神的确来自一个属于撒但的组织。另一次,教士指控一位耶和华见证人亵渎天主,分发守望台的书刊,托伦上诉法庭的检察官却要求法庭宣布见证人无罪,说:‘耶和华见证人所采取的立场与早期的基督徒完全一样。他们饱受误传和逼迫,在一个腐败堕落的世界组织里紧守最崇高的理想。’
加拿大政府的档案透露,该国政府在1940年禁止耶和华见证人活动乃是魁北克省天主教的枢机主教维勒讷沃致信给司法部长埃内斯特·拉普安蒂所导致的结果。这件事发生之后,其他政府官员要求有关方面对颁布禁令的理由提出充分解释,但拉普安蒂的答复却使加拿大议会的许多成员深感不满。
在地球的另一方,教士也设下类似的阴谋。澳大利亚政府的档案存有悉尼市罗马天主教大主教致司法部长W.M.休斯的一封信,大主教在信中促请政府宣布耶和华见证人是非法团体。这封信写于1940年8月20日,在政府颁布禁令之前仅五个月。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法官威廉斯检讨过禁令据称所基于的理由之后,指出这件事“的影响无异于使维护基督教的原则和教义变成违法,使相信基督诞生的人所举行的礼拜变成非法集会”。1943年6月14日,法庭裁定政府的禁令与澳大利亚的法律有所抵触。
在瑞士,一份天主教报章要求当局把教士认为不当的见证人书刊充公。他们恐吓说,如果当局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自行执法。在世上许多地方,这正是教会所采用的手段!
宗教领袖采用暴力
法国的天主教教士觉得,人民仍深受他们所控制;他们决心不让任何事影响他们的垄断局面。1924-25年,许多国家的圣经研究者分发一份题名为Ecclesiastics Indicted(《对教士牧师们的指控》)的单张。1925年,J.F.卢述福按预定计划在巴黎发表演讲,题目是“揭发教士们的骗局”。论到聚会举行时所发生的事,一位目击证人报道说:“礼堂座无虚席。卢述福弟兄在讲台上出现,听众热烈鼓掌。他开始发言,突然间有大约50个教士和公教进行社的社员拿着木杖冲进礼堂里来,大声高唱法国国歌。他们从楼梯顶撒下许多单张。一个教士冲到台上。两个年轻人将他摔倒。卢述福弟兄三次离台,然后返回台上。最后他决定离去。……摆放我们书刊的桌子被推翻,我们的书刊抛散各处。情形混乱极了!”但这绝非孤立的事件。
杰克·科尔在爱尔兰从事见证工作时,常常受到天主教教士的忿怒攻击。有一次,一群暴民在教区的教士唆使之下,半夜冲进他的家里,把他拖下床来,然后把他的所有书籍搬到公众广场上焚烧。在蒂珀雷里郡的罗斯克雷,维克托·格德和吉姆·科尔比回到他们的居停时,发觉反对者窃去他们的书刊,用汽油浸透,然后放火烧掉。当地的警察、教士和儿童环火站着,高唱“我们祖先的信仰”。
1939年,耶和华见证人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礼堂举行集会;但在此之前,天主教教士查尔斯·库格林的跟从者已声言要到会场捣乱。社方通知警局。6月25日,卢述福弟兄对礼堂里逾1万8000个听众以及散布各国的大群收音机听众发表演说,讲题是“政府与和平”。演讲开始之后,有200多个罗马天主教徒和纳粹党徒在几个天主教教士率领下挤进楼厅里。他们发出预定信号,然后大声嚷叫,高喊“希特勒是救星!”和“佛朗哥万岁!”他们用粗言秽语破口谩骂,招待员试图维持秩序,反被恐吓和殴打。暴徒并未能中断这个聚会。卢述福继续有力和无畏地发表演讲。在骚乱的高潮,他宣告说:“请留意今日纳粹党和天主教徒想中断这个聚会。但是,凭着上帝的恩典,他们绝不会成功。”听众以一轮复一轮的热烈掌声表示支持。当时的现场录音录下了这场骚乱,成为一项永久的记录;世上许多地方的人均曾亲耳听到骚乱发生的过程。
可是,像在异端裁判所的日子一样,只要是可能的话,罗马天主教的教士便利用国家去遏制任何胆敢质疑教会的主张和行为的人。
在集中营里受到非人待遇
阿道夫·希特勒甘愿与教士们狼狈为奸。1933年,梵蒂冈和纳粹德国签订协约;在同一年,希特勒随即在德国发起运动,要将耶和华见证人彻底消灭。到1935年,见证人在全国各地均受到禁制。但这件事是由谁促成的呢?
一个天主教教士在1938年5月29日的《德国道路报》(在波兰罗兹出版的一份德文报纸)说:“现在世上有一个国家严禁所谓的……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活动。这个国家便是德国!……阿道夫·希特勒掌权之后,德国天主教主教团再次向他提出请求,希特勒说:‘这些所谓的热心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是捣乱分子。……我认为他们是骗子;我绝不能容忍德国的天主教徒受这个美国法官卢述福肆意诋毁;我解散德国的[耶和华见证人]。’”——楷书本刊自排。
是否只有德国的天主教主教团才要求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呢?据德国一份报章(Oschatzer Gemeinnützige)在1933年4月21日报道,路德会的牧师奥托在4月20日的一项电台广播中,谈及在德国萨克森州的路德会与该国的政治领袖之间存有“最密切的合作关系”,然后宣布说:“这项合作的最初结果已显露出来,据报今日政府已明令禁止热心圣经研究者国际协会[耶和华见证人]及这个团体在萨克森州各支部的活动。”
在此之后,纳粹政府对基督徒发动了有史以来最残酷不仁的逼迫。有数以千计的耶和华见证人——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法国和其他国家——被投入集中营里。他们在营里受到最残酷和最惨无人道的虐待。司空见惯的待遇是,他们受人咒骂和拳打脚踢,然后被迫作屈膝操、跳跃和爬行达数小时之久,直至他们晕倒或力竭倒地为止。他们受尽折磨之际,卫兵肆意取笑他们。有些被迫在严冬赤身露体,或只穿单薄的衣服站在院子里。许多人被鞭打至遍体鳞伤,失去知觉。还有些人则在医学试验中被用作实验品。有些人双臂给缚在背后,然后用绳吊住他们的手腕。虽然他们食不果腹、精疲力竭、在结冰的气候下衣不蔽体,他们却被迫做吃力的苦工,昼夜辛劳;有些工作本需要用铲或其他工具,他们却只能用双手。不论男女都受尽虐待。他们的年龄从十余岁至七十余岁不等。折磨他们的人时常高声辱骂耶和华。
为了使见证人灰心丧志,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司令下令当着所有囚犯面前处决奥古斯特·迪克曼——一个年轻的见证人。他特别命令耶和华见证人站在前排,要叫他们留下更深印象。解散囚犯的时候,他吩咐耶和华见证人留下来。司令盛气凌人地问道,‘现在谁愿意签声明书?’——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而同意参军。在场的400多个见证人没有一个表示愿意。接着有两个人走上前!但不是要签名,而是要求将他们在一年前所签的名字取消。
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见证人也受到类似的压力。纳粹军官利度告诉见证人说:“你们若有人不肯跟法国或英国作战,你们全部都要死于非命!”当时有两连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在闸门等候。没有一个见证人肯屈服。结果他们受到残酷的虐待,但军官却没有执行他的恐吓把见证人杀死。人所熟知的一件事实是,虽然营里的见证人愿意做几乎每一件委派给他们的工作,可是,即使当局刻意用饥饿和难挨的苦工去折磨他们,他们仍坚决拒绝做任何支持战争或伤害其他囚犯的事。
他们的经历是难以形容的。有数以百计的见证人死于非命。大战结束之后,生还者从营中获释,一位来自弗兰德斯的见证人写道:“惟独凭着坚强的生存意志,寄望于全能的耶和华,全心信赖他,加上对神治国的深挚爱戴,我们才能够忍受这一切艰辛而赢得胜利。——罗马书8:37。”
父母被迫与儿女分离。夫妇也被迫劳燕分飞,有些甚至一别竟成永诀。马丁·普辛格新婚不久便被逮捕解往丑声远播的达豪集中营,然后转往毛特豪森集中营。他的妻子格特鲁德则被囚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他们彼此隔绝,达九年之久。马丁·普辛格后来忆述他在毛特豪森的经历说:“盖世太保千方百计要诱使我们舍弃对耶和华的信心。挨饿;虚假的友谊;残暴的虐待;日复一日站在框架里;双腕缚在背后,吊在一条十尺高的柱上;鞭打——这一切虐待以及其他卑鄙到令人难以启齿的酷刑,他们都尝试过。”但普辛格却始终忠于耶和华。他也得以劫后生还,并且在后来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治理机构的成员。
由于信仰被囚禁
耶和华见证人被囚在集中营里并非因为他们是罪犯。营里的军官要人为他们剃须时,他们放心将剃刀交给见证人使用,因为他们深知没有见证人会用这样的工具作为武器去伤害人。奥治维兹集中营的党卫军军官需要有人清洁他们的住所或照料他们的儿女时,他们会拣选见证人去担任这些工作,因为他们深知这些人不会试图毒害他们或逃走。在大战的末了,德军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撤退时,卫兵将他们的掠物放在一架马车里,搀杂在一群见证人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深知见证人不会偷窃他们的财物。
耶和华见证人受囚禁纯粹是由于信仰的缘故。当局曾不止一次作出承诺,只要他们签署一份声明,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便会立即获释。党卫军曾殚精竭虑、威迫利诱,要见证人签署这样的声明。这便是他们最渴望达到的目标。
除了少数例外,见证人的忠诚是无可动摇的。他们甘愿为了忠于耶和华和忠于基督的名而备尝痛苦,也甘愿忍受加于他们身上的种种酷刑。不但如此,他们在彼此之间也保持牢不可破的属灵团结。
他们所表现的精神绝非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不惜牺牲一切。相反,他们彼此表现自我牺牲的爱心。他们当中的一分子若虚弱不适,别人便会将自己配给得来的寡少粮食与他分享。即使得不着任何医药治疗,他们也会怀着爱心互相照顾。
即使逼迫者极力制止圣经研究资料达到见证人手中,见证人仍然获得灵粮的供应——藏在外界寄来的礼物包裹里,通过新近抵达的囚犯之口,甚至藏在一个新囚犯的木腿里,或当他们在营外劳作时运用其他的转递方法。他们将书刊辗转传阅;有时他们甚至暗地使用营中官员办公室里的复印机。即使相当危险,他们甚至在营里举行若干聚会。
见证人锲而不舍地宣扬上帝的王国乃是人类的惟一希望——在集中营里亦无例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由于见证人有组织的活动,数以千计的囚犯得以听见好消息。在汉堡附近的新加默集中营里,见证人在1943年初仔细筹划了一项彻底的见证运动,结果得以顺利执行。他们按营中犯人所说的语言预备了各种文字的见证卡。他们设法与每个囚犯取得接触。他们作出安排,与感兴趣的人经常主持个人的圣经研究。见证人如此热心传道,以致有些政治犯埋怨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听见有人谈及耶和华!”后来柏林下令将见证人分散在其他囚犯中,以便削弱他们的影响,但这反而使他们能够对更多人作见证。
论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500多个忠贞的见证人女子,法国戴高乐将军的侄女在她自己从营中获释之后写道:“我真正钦佩她们。她们属于多种不同国籍:德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和捷克人,她们都为自己的信仰受过很大苦楚。……她们都表现极大的勇气;她们的态度最后甚至赢得了党卫军的尊敬。她们若肯放弃自己的信仰,便可以立刻获得释放。但是刚相反,她们从未停止抵抗,甚至能够设法将书本和单张偷偷运进营里。”
世界试图将见证人压进它那属于撒但的模子里,但见证人却像耶稣基督一样证明自己战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克丽斯汀·金格在《新宗教运动:了解社会的一项透视》一书中论及见证人说:“耶和华见证人对新社会的极权观念提出挑战。这项挑战,以及见证人的继续存在,使新规制的策划者大感不安。……逼迫、苦刑、监禁和讥嘲——这些方法虽然一向有效,却没有使任何见证人归附纳粹;事实上,采用此种手段的人反而弄巧成拙。……在这两个要求人表现忠诚的敌手之间,斗争十分激烈,特别是鉴于在势力方面远较强大的纳粹,在许多方面反较为脆弱,信念较不稳固,对他们那千年帝国的继续存在也较不肯定。可是见证人却对自己的根源毫无怀疑,因为他们的信仰自亚伯的日子以来已一直存在。虽然纳粹不得不大力镇压反对的势力,并试图说服自己的支持者,甚至时常借用基督教国各教派的词语和意象,见证人却十分肯定属下的成员会保持绝对的忠诚,直至死而后已。”——1982年出版。
大战结束之后,有一千多个见证人得以生还从营中出来,他们的信心毫无减损,彼此之间的爱心仍然坚强。由于苏联军队的进迫,卫兵迅速从萨克森豪森撤退。他们将囚犯按国籍分组,但耶和华见证人却被编在同一组里——有230个人来自这个营。当时俄国人已十分逼近,卫兵们变得心烦意乱、张皇失措。他们没有粮食,囚犯亦疲弱不堪;可是,一有人落后或力竭倒地,卫兵就会立即把他枪杀。沿途有数以千计的人倒毙在路旁。但见证人却彼此帮助,甚至最软弱的人也没有倒卧在路旁!可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已年届65岁至72岁的高龄。其他的囚犯在路上试图偷窃粮食,许多人失手而被枪杀。在另一方面,耶和华见证人却把握机会,在撤退的路途上告诉人耶和华的仁爱旨意。有些人听见他们那予人安慰的信息之后深怀感激,便供应食物给他们和他们的基督徒弟兄。
教士继续顽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教士继续怂恿人逼迫耶和华见证人。在纳粹统治期间,教士们指控见证人是共产党徒;现在他们则声称见证人反抗共产政府。有时,教士见到耶和华见证人上门探访别人,便到学校怂恿教师,让数以百计的儿童走出校园,向见证人投掷石头。
类似地,1947年在萨尔瓦多的圣安娜市,天主教教士怂恿当地居民起来攻击见证人。弟兄们在举行每周的《守望台》研究班之际,许多男孩拿起石头向打开的门口掷进去。接着,一队由教士率领的游行队伍来到。有些人手拿火把,其他人则抬着偶像。他们高声喊叫说,“圣母万岁!”“耶和华该死!”他们用石头投掷见证人举行聚会的地方,达两小时之久。
1940年代中期,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耶和华见证人也在天主教暴民和官员手中受到可耻的虐待。来自主教官邸的代表团天天上警察局,要求警察将见证人除去。当局采取行动逮捕见证人之前,时常有人见到警察从教堂的后门出来。1949年,耶和华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被天主教的暴民从魁北克省的若列特镇上逐出。
但并不是魁北克省的所有居民都同意当时天主教的所作所为。今日,若列特镇的主要街道上设有一幢美观的耶和华见证人王国聚会所。当地的神学院现已关闭,政府购下这座建筑物,转作社区学院。在蒙特利尔,耶和华见证人曾举行规模庞大的国际大会;在1978年,大会的出席人数高达8万零8人。
可是,天主教会一直千方百计试图保持自己对人民所操的势力。借着对政府官员大施压力,他们在1949年得以迫使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离开意大利。在1950年代,天主教会竭尽所能,要迫使政府取消见证人举行大会的许可。即使如此,耶和华见证人的数目仍继续增长;到1992年,意大利的见证人传福音者已超过19万人。
像在异端裁判所的日子一样,西班牙的教士对见证人提出指控,然后让国家出面对付见证人。例如在巴塞罗那,当地的大主教在1954年对见证人大肆抨击;教士们利用讲坛、学校和无线电广播,吩咐信徒邀请来访的见证人进入屋内——然后尽快召警逮捕他们。
教士害怕西班牙人民获知圣经的真正教训,更担心他们也许甚至将所获知的事告诉别人。1960年,由于犯了教人明白圣经的“罪行”,曼努埃尔·穆拉·希门尼斯在格拉纳达被判入狱。监狱的教士(一个天主教教士)将监狱图书馆里仅有的一本圣经取去。后来,另一个囚犯将一部四福音借给曼努埃尔,但这部圣经也被没收。可是,现在西班牙一般平民大众已能够读到圣经了。他们有机会亲自看看圣经的教训;到1992年,该国有9万人已转而敬拜耶和华,欣然成为他的见证人。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教士与独裁者特鲁希略狼狈为奸,利用他去达成他们的目标,正如这个政客也利用教士去达成自己的目的一般。1950年,报章刊出一些由教士撰写的文章,对耶和华见证人大肆抨击。在此之后,守望台社的分社监督被内政警察部的部长传召。分社监督在部长办公室外等候时,看见两个耶稣会教士进入办公室内,过了一会儿便离去。他随后被召进部长的办公室,后者紧张不安地读出一项法令,禁止耶和华见证人活动。禁令在1956年暂时取消之后,教士便运用无线电广播和报章再次对见证人大肆毁谤。不久之后,政府将整群会众加以逮捕,吩咐会众的成员签署声明,放弃自己的信仰,并答应返回罗马天主教会的怀抱。见证人拒绝签署,便受人拳打脚踢和鞭打;兵士还用步枪的枪柄猛击他们的面孔。但见证人保持坚定,他们的数目亦继续增加。
在玻利维亚的苏黑雷也有暴力事件爆发。1955年,在耶和华见证人举行大会之际,一群来自当地天主教圣心学校的男孩将大会举行的地方团团围住,高声嚷叫和投掷石头。在马路对面的教堂则用强力的扩音器大声疾呼,敦促所有天主教徒奋起维护教会和“圣母”,与“基督新教的异端”对抗。主教和教士亲自到场试图制止大会进行,但却被警方下令他们离去。
在此之前一年,耶和华见证人在厄瓜多尔的里奥班巴举行大会时,节目包括公众演讲,题目是:“爱心在一个自私的世界里切合实际吗?”但耶稣会的教士却煽动当地的天主教居民,怂恿他们制止见证人的集会举行。结果,当演讲进行之际,与会者能够听见会场外的暴民高喊:“天主教会万岁!”和“打倒基督新教!”值得称赞的是,警察拔出剑来制止暴民蜂拥上前。但暴民向会场投掷石头,后来也向海外传道员的住所投石。
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大力逼迫见证人,但并非惟独他们才表现不容异己的精神。希腊正教的教士在他们那较有限的势力范围内也反对得一样激烈,并且采用同样卑鄙的手段。除此之外,基督新教的教士只要觉得有机可乘,便表现类似的蛮横精神。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曾率领暴民打断在私人家里举行的圣经研究,并且毒打在场的耶和华见证人。在有些非洲国家,他们曾试图说服官员将耶和华见证人驱逐出境,或不让见证人有自由对别人谈论上帝的话语。虽然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教士在其他事上意见相左,以整体而言,他们在反对耶和华见证人方面却同心合意。有时他们甚至携手合作,试图说服政府官员制止见证人的活动。至于不属基督教的各宗教,在这些宗教得势的地方,他们也时常利用政府去制止人民听见其他的道理,因为他们害怕这些道理会使人对自己生来便信奉的宗教产生疑问。
有时,这些非基督教团体与自谓的基督徒合力设法在宗教上维持现状。1950年代早期,在达荷美(现今的贝宁)的德金,一个物神教教士和天主教教士合谋唆使官员禁制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他们拼命制造毫无根据的指控,目的是要挑起人们的敌视。他们指控见证人怂恿人民反叛政府,不肯纳税,使物神失效以致求雨失灵,并且使教士的祷告失去作用。所有这些宗教领袖都害怕人民一旦获悉真理,就不会再受迷信所缚束,也不会对教士们盲目顺从了。
可是在许多地方,教士们已逐渐失势。当教士们骚扰见证人时,他们不再总是受警方所支持了。1986年,在希腊的拉里萨,一个希腊正教教士试图怂恿暴民打断耶和华见证人举行的大会,但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却携同一大队警察在场保护见证人。有时报章也严词谴责宗教人士所表现的不容异己的精神。
可是,在世上许多地方,其他争论也触发逼迫的浪潮。争论之一牵涉到耶和华见证人对国家象征物所怀的态度。
由于他们惟独崇拜耶和华
在现代,耶和华见证人时常面对的一项争论牵涉到含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仪式。他们在这件事上最初遭遇严重难题的地方是纳粹德国。希特勒下令人人都要作纳粹式的敬礼,高呼“希特勒是救星!”他希望借此使德国动员起来。正如瑞典记者兼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员比约恩·哈尔斯特伦报道,德国的耶和华见证人在纳粹统治时期被逮捕,政府对他们提出的指控通常包括“拒绝对国旗敬礼及作纳粹式的致敬”。不久,其他国家也开始要求人人都对国旗敬礼。耶和华见证人拒绝如此行——不是由于对国家不忠,而是为了基督徒良心的缘故。他们尊重国旗,但却将国旗敬礼视为崇拜的举动。f
在纳粹统治的早期,德国有1200名见证人由于拒绝作纳粹式的敬礼及不愿违反基督徒的中立而被投入狱中。在此之后,美国有数以千计的见证人由于不愿对美国国旗敬礼而受到殴打虐待。在1935年11月4日的一周,宾雪法尼亚州卡农斯堡的若干学童由于不愿向国旗敬礼而被带到学校的锅炉房遭人鞭打。为了同一理由,该校的教师格蕾斯·埃斯特普被学校当局解雇。11月6日,威廉和莉莲·戈比塔斯(法庭误将他们的姓写为戈比蒂斯)拒绝向国旗敬礼,结果被宾雪法尼亚州迈纳斯维尔的学校开除。他们的父亲向法庭上诉,要求学校让他的儿女恢复学籍。联邦地方法院和巡回上诉法庭都在这宗案件上作出对耶和华见证人有利的判决。可是在1940年,当美国行将投入大战之际,美国最高法院在“迈纳斯维尔学区对戈比蒂斯”案中,竟以8对1之比裁定,在公立学校里强迫人对国旗敬礼是合法的。这项决定顿时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对耶和华见证人肆意行凶的浪潮。
当时,以暴力攻击耶和华见证人的事件纷纷发生,以致艾莲娜·罗斯福夫人(罗斯福总统的妻子)吁请大众人士停止这样的暴行。1940年6月16日,美国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在一项全国无线电广播中特别提及向见证人行凶的事件,并且声称政府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发生。但这项呼吁并未能够制止逼迫的浪潮。
在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环境下——在街上、在工作的地方、在见证人上门探访时——人们将国旗放在他们面前,要求他们向国旗敬礼——不然就得大吃苦头!在1940年年尾,《耶和华见证人年鉴》报道说:“教廷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利用暴民私行治罪,以暴力造成了难以形容的破坏。耶和华见证人受到袭击、殴打、劫持、逐出市镇和州郡、被人涂上柏油、黏上羽毛、被迫喝下蓖麻油、绑在一起像牲畜般在街上被人追逐、被阉割和伤残、被有如鬼附身一般的群众嘲笑和侮辱,有数以百计的见证人未经起诉便被囚禁,不准与外界联络,也不准与亲友或律师商讨。其他数以百计的人则被投入狱中,受到所谓的‘保护拘禁’;有些在晚间被人枪击;有些受到威胁要将他们吊死,并且被殴打至不省人事。有各种各式、难以胜数的暴民行凶事件发生。有许多见证人的衣服被人撕破,圣经和其他书刊被夺去而公开焚毁;他们的汽车、活动房屋、住宅和聚会地方被捣毁和焚烧。……当审讯在一些受暴民控制的社区中举行时,律师和证人在出庭时受暴民袭击和殴打。差不多每次有暴民行凶的事件发生,官员都袖手旁观,拒绝提供任何保护;在许多事例上,执法官员竟与暴民携手行凶,有时实际率领暴民。”从1940年至1944年,在美国有超过2500宗暴民袭击耶和华见证人的事件发生。
由于有大量耶和华见证人的儿女被学校开除,在1930年代晚期和1940年代早期,有一个时候见证人不得不在美国和加拿大自行设立学校以便为儿女提供教育。这些安排称为王国学校。
其他国家也由于见证人不肯对国家象征物敬礼或亲吻这些东西而对他们大肆逼迫。1959年,哥斯达黎加的耶和华见证人儿童由于不肯参与法律所谓的‘崇拜国家象征物’而被学校开除。1984年,巴拉圭见证人的儿女也受到同样待遇。菲律宾的最高法院在1959年裁定,即使耶和华见证人的儿女根据宗教理由提出异议,学校当局仍然可以强迫他们向国旗敬礼。可是,在大多数事例上,该国的学校当局均乐于与见证人合作,使他们的儿女能够在学校里继续求学,而无须违反他们的良心。1963年,西非利比里亚的官员指控见证人对国家不忠;他们强行中断见证人在邦加举行的大会,要求在场的每个人——不论是利比里亚人抑或外国人——都对国旗宣誓效忠。1976年,一份题名为“耶和华见证人在古巴”的报告声称,在此之前两年,有一千名父母由于儿女不愿对国旗敬礼而被判入狱。
为了良心的理由,见证人怀着尊重的态度不参与爱国仪式,结果时常为此受到猛烈的逼迫。但不是人人都同意以这种暴虐手段对待见证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南加州分部所出版的《公开论坛》周刊在1941年说:“在对国旗敬礼这件事上,现今是我们恢复理智的时候了。耶和华见证人并不是对国家不忠的美国人。……他们并非犯法之徒,相反,他们奉公守法、道德清白,对大众福利有良好贡献。”1976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坦率地指出,“有些人认为爱国的表现主要是在乎挥舞国旗和高唱国歌,并不牵涉到心灵;惟独对这些人来说,见证人的信仰才是惹人反感的。”他补充说:“希特勒和史太林觉得无法容忍[见证人],因此对他们极尽虐待之能事。其他许多不容异己的独裁者也试图遏制他们。但这些人都失败了。”
众所周知,有些宗教团体曾支持武装叛乱,意图推翻他们所不赞同的政府。但耶和华见证人从没有在世上任何地方参与过政治倾覆活动。他们拒绝向国家的象征物敬礼并不是由于他们不忠于国家,转而支持其他的人为政府。事实上,他们在所有国家里都采取同一的立场。他们从不怀有不尊重的态度。他们从没有在别人举行爱国仪式时吹口哨,或高声嚷叫加以捣乱;他们并不向国旗吐口沫,也不会践踏或焚烧国旗。他们绝没有采取反政府的立场。相反,他们的立场是基于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4:10亲自所说的话:“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事奉他。”
耶和华见证人所采取的立场与早期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日子所采取的完全一样。论到早期的基督徒,《圣经历史纲要》一书说:“崇拜皇帝的举动包括洒一点香或几滴酒在一个设于皇帝肖像前的祭坛上。也许由于我们已远离这种情势,我们认为这项行动与……举手对国旗或国家元首致敬以表示礼貌、尊重和爱国之心并没有很大差别。也许在第一世纪,有许多人对事情也怀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基督徒却不然。他们将整件事视为一种宗教崇拜,相当于承认皇帝为神,因此这么做便是对上帝和基督都不忠了。所以他们坚决拒绝如此行。”——埃尔麦·W·K·莫尔德着,1951年,563页。
由于“不属世界”而被人恨恶
因为耶稣说他的门徒“不属世界”,耶和华见证人拒绝参与世俗的政治事务。(约翰福音17:16;6:15)他们在这方面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论到这些人,历史家说:
“早期的基督教并不受异教世界的统治者们所了解和欢迎。……基督徒拒绝分担罗马公民的若干责任。……他们不愿担任政治职位。”(《文明之路——世界历史》,A.K.赫克尔及J.G.西格曼合著,1937年,237-8页)“他们拒绝在帝国的民政管理和军事防卫方面作任何积极参与。……基督徒无法担任兵士、法官和诸侯的角色,不然就必须舍弃一项更神圣的责任了。”——《基督教历史》,爱德华·吉本着,1891年,162-3页。
这种立场并不受世界所欢迎。特别在有些国家里,统治者要求人人都参与某些活动,借此证明他们支持当权的政治制度,见证人的立场更大受别人反对。结果正如耶稣所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15:19。
在有些国家里,政府把在政治选举中参与投票视为公民的义务。人若不投票,就会招致罚款、监禁或甚至更严厉的惩罚。但耶和华见证人所支持的乃是上帝的弥赛亚王国;正如耶稣说,他的王国是“不属这世界”的。因此,见证人绝不参与世上各国的政治事务。(约翰福音18:36)这乃是一项个人的决定;他们绝不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看法。有些政府官员由于在宗教方面不容异己,便以见证人不参与政治为借口,对他们施加残酷的逼迫。例如在纳粹时代,受纳粹控制的国家都有这种情形出现。古巴的情形也一样。可是,在许多国家里,政府官员却表现比较宽大开明的态度。
在有些地方,掌权者要求人人都高喊某些口号以表示支持当权的政党。由于耶和华见证人无法凭着良心这么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非洲东部有数以千计的见证人被毒打、失去生计及被逐离家园。在所有国家中,耶和华见证人都做事勤恳、奉公守法,但他们却一致对各种政治争论严守基督徒的中立。
在马拉维只有一个政党,人若拥有政党卡,便表示他是党员。虽然见证人按照宗教信仰在纳税方面堪作模范,他们却拒绝购买政党卡。他们若这么做,就会背弃他们对上帝王国的信仰了。由于这缘故,1967年年杪,在政府官员怂恿之下,多群少年在马拉维全国各地对耶和华见证人发动全面攻击。这项攻击极尽猥亵下流、残酷不仁之能事,达到前所未闻的程度。约有一千多个虔诚的基督徒女子被奸污。有些女子在大群暴民面前被剥光衣服,以木棍和拳头毒打,然后再三被人奸污。他们用钉刺透男子的脚,用脚踏车的轮辐刺透他们的腿,然后下令他们奔跑。在全国各地,见证人的住所、家具、衣服和粮食均被毁去。
1972年,在马拉维国大党举行过年会之后,这种残暴不仁的逼迫再次爆发。大会正式通过决议,不准耶和华见证人从事任何职业,并要将他们逐离家园。即使雇主恳求政府让他们保留这些深受信任的工人,政府也不允所请。见证人的住宅、收成和牲畜被充公或毁去。他们不准见证人在村民公用的水井打水。许多见证人被毒打、奸污、伤残或杀害。自始至终,他们均由于所怀的信仰饱受讥嘲嗤笑。最后,有超过3万4000人逃离国境以求保全性命。
但事情并非至此便告一段落。他们先后在两个国家被强行解返边界,交回逼迫者手中而受到进一步的非人待遇。可是,即使如此,他们却没有妥协,也没有背弃他们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他们证明自己与上帝古代的忠仆并无二致,圣经论及这些人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11:36-38。
在万国饱受逼迫
世上是否只有几个国家违反他们自称拥护的自由,肆意从事这种宗教逼迫呢?绝不然!耶稣基督警告门徒说:“你们必为我的名被万国恨恶。”——马太福音24:9,《吕译》。
自1914年以来,在这个事物制度的末期,这种仇视变得特别猛烈。加拿大和美国带头攻击真正的基督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禁止圣经书刊流通。不久之后,印度和尼亚萨兰(现称马拉维)亦步其后尘。在1920年代,希腊、匈牙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西班牙均武断专横地将限制加于圣经研究者之上。在这些地方,有时政府禁止人分发圣经书刊,有时甚至连私下举行聚会也受到禁止。在1930年代,有更多国家起来攻击见证人;阿尔巴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瑞士的若干个州、当时的南斯拉夫、黄金海岸(现今的加纳)、法国在非洲的多个属地、特立尼达和斐济,均对见证人施行禁令(有些国家禁止耶和华见证人活动,其他的则禁止他们的书刊流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许多地方,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公开传道工作和他们的圣经书刊均受到禁制。不但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国家都在独裁统治之下——情形是这样,在大战之前和期间直接或间接受他们控制的许多国家,也同样禁止见证人活动。这些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韩国、荷兰、荷属东印度群岛(现今的印度尼西亚)和挪威。在大战的日子,阿根廷、巴西、芬兰、法国和匈牙利都正式宣布耶和华见证人或他们的活动属于非法。
在大战期间,英国并没有直接宣布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属于非法,但却将守望台社派驻该国的美籍分社监督驱逐出境,并且对见证人出版的圣经书刊实施战时的禁运,企图借此扼杀见证人的活动。在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各处,政府若非直接禁止耶和华见证人活动,便是禁止他们的书刊流通。澳大利亚、巴哈马群岛、巴苏陀兰(现今的莱索托)、贝专纳兰(现今的博茨瓦纳)、英属圭亚那(现今的圭亚那)、缅甸、加拿大、锡兰(现今的斯里兰卡)、塞浦路斯、多米尼加、斐济、黄金海岸(现今的加纳)、印度、牙买加、背风群岛、新西兰、尼日利亚、北罗得西亚(现今的赞比亚)、尼亚萨兰(现今的马拉维)、新加坡、南非、南罗得西亚(现今的津巴布韦)和斯威士兰,都采取这样的行动而对耶和华的仆人表示敌意。
大战结束之后,世上有些地方不再逼迫见证人,但在其他地方,逼迫却反而加剧。在接着的45年间,除了有许多国家拒绝给予耶和华见证人法律认可之外,非洲有23个国家,亚洲有9个国家,欧洲有8个国家,拉丁美洲有3个国家,此外还有4个岛国,明令禁止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或他们的活动。到1992年,耶和华见证人仍然在24个国家地区受到限制。
这并不是说所有政府官员都反对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有许多官员维护宗教自由,并且看出见证人是社区的宝贵资产。这些人并不同意反对者的主张,认为政府应当采取行动禁止见证人活动。例如,在象牙海岸成为独立国家之前,一个天主教教士和一个循道会牧师试图说服一位官员将耶和华见证人驱逐出境,但他们却发觉政府官员不愿对教士惟命是听。1990年,纳米比亚的一个官员试图立法歧视一些据称是耶和华见证人的难民,但国民大会却不容这件事发生。在许多国家里,耶和华见证人曾一度受禁,但现今已获得法律上的认可。
可是,在世界的每个部分,耶和华见证人仍在不同方面受到逼迫。(提摩太后书3:12)在有些地方,逼迫可能主要来自辱骂他们的住户、反对的亲友或不敬畏上帝的同事、同学。不论逼迫者是谁,或他们怎样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耶和华见证人明白真正基督徒所受的逼迫其实是由谁在幕后促成的。
首要的争论
守望台的书刊久已指出,圣经的第一本书以象征性的文字预告,魔鬼撒但和受他控制的人会对耶和华的属天组织及其地上代表怀有敌视和仇恨。(创世记3:15;约翰福音8:38,44;启示录12:9,17)特别自1925年以来,《守望台》根据圣经指出,世上只有两个主要的组织——耶和华的组织和撒但的组织。此外,正如约翰一书5:19说,“全世界”——意即耶和华组织之外的全人类——“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由于这缘故,所有的真正基督徒都受到逼迫。——约翰福音15:20。
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这会达成任何良好目的吗?耶稣基督解释,在他以属天君王的身分将撒但和这罪魁手下的邪恶组织彻底粉碎之前,他会将地上万国的人分别开来,正如中东的牧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般。世人会有机会听见上帝王国的信息,然后采取立场拥护这个王国。每逢宣扬这王国的人受到逼迫,所牵涉到的问题便成为更显著:听见王国信息的人会善待基督的“弟兄”和他们的同工,从而表明他们爱戴基督本人吗?抑或他们会附和那些对上帝王国的代表肆意辱骂的人——或在别人辱骂王国的代表时噤口不言?(马太福音25:31-46;10:40;24:14)在马拉维,有些人清楚看出什么人正事奉真实的上帝,于是他们毅然投入饱受逼迫的见证人的阵营。在德国的集中营里,不少囚犯和有些卫兵也采取同样的行动。
即使耶和华见证人受到别人虚伪的指责,在身体上受到虐待,或为了对上帝紧守信仰而饱受讥嘲,他们并不觉得上帝舍弃了他们。他们深知耶稣基督也有同样的经历。(马太福音27:43)他们也深知,借着对耶和华保持忠贞,耶稣证明魔鬼是虚谎的,从而有助于使他父的名成圣。耶和华手下的每个见证人都渴望同样行。——马太福音6:9。
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抵受得住敌人的折磨而保全性命。耶稣基督曾预告,他有些跟从者会被杀害。(马太福音24:9)他自己便被人杀死。但他从没有与上帝的大仇敌魔鬼撒但——“世界的王”——妥协。相反,耶稣战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4:30;16:33)因此,所牵涉到的争论是:崇拜真实上帝的人是否会不顾任何艰辛,继续对他保持忠贞。耶和华的现代见证人提出了充分证据,他们的想法与使徒保罗完全一样;保罗写道:“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耶和华]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14:8。
[脚注]
a 关于男子在会众里作教师一事,当时圣经研究者对圣经的主张不像现今见证人所知的那么清楚。(哥林多前书14:33,34;提摩太前书2:11,12)结果,玛丽亚·罗素得以成为《守望台》的副编辑,并且经常在杂志中发表文章。
b 守望台社社长约瑟夫·F·卢述福;社方的司库秘书威廉·E·范安伯;办公室主任罗伯特·J·马丁;《守望台》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弗雷德里克·H·罗比森;社方的董事A.休·麦克米伦;《完成的奥秘》一书的编纂者乔治·H·费希尔和克莱顿·J·伍德沃思。
c 在守望台社意大利文翻译部工作的乔瓦尼·狄撤卡。
d 巡回法官马丁·T·曼顿是个热心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在1918年7月1日驳回被告再次提出的保释请求。后来联邦上诉法庭推翻了原判。当时曼顿投了惟一表示不同意的票。值得注意的是,在1939年12月4日,一个特别设立的上诉法庭维持原判,裁决曼顿犯了滥用司法权力、不忠实和欺诈的罪。
e J.F.卢述福在1909年5月获准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律师团的成员;直至他在1942年去世,他一直保持这项资格。由此可见,社方主管人员所受的乃是冤屈的监禁,他们绝不是罪犯。从1939年至1942年,在提交最高法院的14宗案件中,J.F.卢述福是辩护律师之一。在称为“施奈德对新泽西州”(1939年)及“迈纳斯维尔学区对戈比蒂斯”(1940年)的案件中,卢述福亲自在最高法院提出口头的辩词。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监狱局的主任允准在1918-19年被冤屈监禁的A.H.麦克米伦定期探访美国的联邦监狱,以便照顾由于严守基督徒的中立而被判入狱的青年男子的属灵福利。
f 《美国百科全书》,第11卷(1942年版),第316页说:“像十字架一般,国旗是神圣的。……跟人对国旗所怀的态度有关的规则和条例,都运用一些强烈有力、含意深长的措辞,例如,‘国旗的仪式’、……‘向国旗致敬’、‘向国旗效忠’等。”巴西的《公正日报》在1956年2月16日刊第1904页报道,一位军官在一项公众仪式中声称:“国旗成了爱国宗教的一位神。……国旗受到尊敬和崇拜。”
[第642页的精选语句]
最大力逼迫耶稣基督的乃是宗教领袖
[第645页的精选语句]
“上帝任命或授权给人去传道乃是借着将圣灵赐给这人”
[第647页的精选语句]
《完成的奥秘》一书坦率地揭发基督教国属下教士的伪善!
[第650页的精选语句]
基督徒男女被暴民殴打、遭警方逮捕;官方没有提出指控,也没有举行聆讯,便把他们关在监里
[第652页的精选语句]
“刑期显然过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第656页的精选语句]
若有人不听教士的吩咐,就绝不会受到公平的待遇
[第666页的精选语句]
教士到学校里怂恿教师,让儿童走出校园,向见证人投掷石头
[第668页的精选语句]
教士们彼此合作,一同大力反对见证人
[第671页的精选语句]
在美国常有暴民袭击耶和华见证人的事件发生
[第676页的精选语句]
在普世各地,耶和华见证人都受到逼迫
[第655页的附栏]
教士显露他们的感觉
1918年,法庭将J.F.卢述福和他的同工判处徒刑。当时各大宗教期刊对这件事的反应颇值得注意:
◆ 《基督教纪事报》:“政府此举大力击破了一种想法,认为宗教主张无论多么荒谬恶毒,人都可以随意传播而无需受罚。这种由来已久的想法其实大谬不然,可是,一直以来我们却完全掉以轻心。……卢述福既被判入狱,看来罗素派气数已尽了。”
◆ 浸信会出版的《西部记录报》说:“这个惹事生非的教派的领袖被关进监狱里,与怙恶不悛的罪犯同囚,实在不足为怪。……在这方面,真正令人困惑的难题其实是,究竟应将被告送进精神病院,还是送进监狱里。”
◆ 《双周评论》转载纽约《晚邮报》的评论说:“我们相信,全国各地的宗教导师都会留意这位法官的裁决,规定除非一种宗教与成文法绝对一致,否则倡导这种宗教的信仰就是大罪。如果你是个衷诚的传福音者,你的罪责便甚至更大。”
◆ 《大陆报》轻蔑地将被告称为“已故‘牧者’罗素的跟从者”,并且歪曲他们的信仰,声称他们认为“只有罪犯才应该上战场跟德国皇帝作战”。报章也声称,据华盛顿的司法部长说,“不久之前,意大利政府向美国政府投诉,指责卢述福和他的同道……在意大利军队中分发反战宣传品。”
◆ 一星期后,《基督教世纪》周报一字不易地刊载了上述大部分报章的评论,由此表明他们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
◆ 天主教的《真理》杂志简略报道法官所作的裁决之后,接着表达编者的感觉,说:“该团体的出版物满是对天主教会和教士的恶毒批评。”文章企图将“煽动叛乱”的罪名加于任何公开表示不同意天主教会主张的人身上,因此补充说:“愈来愈明显的是,不容异己的精神与煽动叛乱是息息相关的。”
◆ 雷·艾布拉姆斯博士在他所著《教士举枪致敬》一书中评论:“后来这些人被判处二十年的徒刑;消息一传到宗教刊物的编者们耳中,这些刊物差不多都不约而同地,不论大小,为此而欢欣鼓舞。我无法在正统教派的宗教刊物中找着任何表示同情的言论。”
[第660页的附栏]
‘为宗教理由饱受逼迫’
“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有一群人,他们仅为了宗教理由而饱受逼迫:他们便是‘热心圣经研究者’这个教派的成员,又称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拒绝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也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军役——这乃是他们的信仰所导致的政治后果——结果他们饱受迫害。”——《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历史》,汉斯·马萨利克辑录,奥地利,维也纳,1974年。
[第661页的附栏或图片]
党卫军试图强迫见证人签署的声明书译文
集中营..................................
第二区
声 明
本人.....................................
于......................................
在................................... 出生
谨在此作出以下声明:
1.本人现已知晓,万国圣经研究会传讲谬误的教义,并且假借宗教之名进行反政府活动。
2.因此,本人完全脱离这个组织,并且彻底舍弃这个教派的主张。
3.本人在此保证,永不再参加万国圣经研究会的任何活动。若有任何人向我宣传圣经研究者的主张,或以任何方式显示他们与圣经研究者有关,本人会立即举报。本人若收到任何来自圣经研究者的书刊,就会立即将书刊交给最近便的警察分局。
4.在未来,本人会尊重国家的法律,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我会拿起武器捍卫祖国,并在每一方面都与社区通力合作。
5.本人深知,我若违反今日所作的声明,就会立即再次被扣押。
....................,日期..........
...................................
签名
[第662页的附栏]
两个被判处死刑的人的遗书
1940年1月6日,被判处斩首极刑的弗朗兹·赖特尔在柏林-普洛参泽的拘留所写了以下的信给母亲:
“我坚信我所做的事是对的。现在,我仍然可以改变主意,但这样我就会对上帝不忠了。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渴望对上帝紧守忠诚,为他增光。……按我所知,如果我同意起[军]誓,我就犯了该死的罪了;这样我便行了大恶,故此不会有复活的希望。但是,我决心要紧守基督的吩咐:‘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亲爱的妈妈和我所有亲爱的兄弟姐妹,今日我获知自己所受的判决;不要惊慌,判决是死刑,而且明天早上便会行刑。我有来自上帝的力量;情形就像古代一样,上帝的力量一向都与所有的真正基督徒同在。使徒写道:‘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我的情形也一样。我已经向你证明了这件事,你也看得出来。亲爱的,不要难过。你们所有人都要更加熟识圣经才好。只要你们站立得稳,忠心至死,我们就会在复活的日子重聚。……
“你的弗朗兹,
“直至我们重聚。”
1945年3月2日,贝特霍尔德·绍博在匈牙利克尔门德被士兵枪决,以下是他的遗书:
“我亲爱的妹妹玛莉卡!
“我还剩下一个半小时,我写信给你是希望你能够将我的情况告知双亲——我立即就要被处决了。
“我愿双亲心境平静,就像我在这个灾祸频仍的世界里,在这最后时刻所经历的一样。现在是十点钟,我会在十一点半被处决;但我却十分镇静。我把未来的生命交托在耶和华和他的爱子,君王耶稣基督的手里;他们是永不会忘记那些真心爱他们的人的。我也知道,死了的人,意思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很快便会复活过来。鉴于你们对我的挚爱,我特别切望你们享有耶和华的一切丰盛恩典。请代我吻别双亲与安努斯。他们不要为我担心;我们很快便会重聚的。我的手现在很镇定;我会休息一下,直到耶和华再次呼唤我。甚至在今时此刻,我仍然紧守我对他所作的誓言。
“现在我的时间到了。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也与我同在。
“深爱你们的,……
“贝泰”
[第663页的附栏]
他们以勇气和坚强的信念著称
◆ “在极不利的环境下,集中营里的见证人一起聚集和祷告,印制书刊及使人归信。他们互相交往,彼此扶持。与其他囚犯截然不同的是,见证人清楚知道自己何以处身营内及为何要忍受这些苦楚。见证人为数不多,但却证明是一群令人难忘的囚犯。他们以紫色三角形为标记,此外更以勇气和坚强的信念著称。”克丽斯汀·金格博士在《纳粹政权与新宗教:五个不肯附和强权的个案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
◆ 安娜·巴威辛斯卡在她所著的《奥治维兹营中的道德标准与暴力》一书中评论道:“这群犯人是一股坚不可克的理念力量;他们在抵抗纳粹主义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这个教派的德国教友在一个战战兢兢的国家中有如一个誓死不屈、抵抗到底的小岛。他们怀着同一视死如归的精神在奥治维兹营中发挥作用。他们赢得了其他囚犯、……营中职员,甚至党卫军的尊敬。人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会执行一项违反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命令。”
◆ 鲁道夫·赫斯在《奥治维兹的司令官》这部自传里谈及有些耶和华见证人由于拒绝违反基督徒的中立而被处决。他说:“我想象早期的基督徒殉道者在竞技场里等候野兽把他们撕碎之际便是这个情景。他们的面容完全改变了,双目望天,紧握双手祷告,从容就义。所有目睹他们惨死的人都深受感动,甚至行刑的兵士也为之动容。”
[第673页的附栏]
“他们并非反国家”
“他们并非反国家;他们只是拥护耶和华而已。”“他们没有焚烧征兵通知书,也没有作反,……或参与任何形式的叛乱。”“见证人始终如一地保持诚实和忠诚。无论人对见证人怀有什么看法——许多人都对他们怀有颇大反感——他们无疑过着堪作模范的生活。”——加拿大多伦多《电讯报》,1970年7月。
[第674页的附栏]
他们受谁指挥?
耶和华见证人深知他们所肩负的传道责任并不有赖于守望台社或其他任何法人组织的运作。“让政府禁止守望台社活动,将《守望台》社在各国设立的分社关闭好了!对那些奉献了自己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且蒙他授予圣灵的男女来说,这并不足以抵消他们从上帝接获的神圣使命。上帝的话语清楚吩咐人‘务要传道!’我们要首先顺服这项命令,过于顺服任何人的命令。”(《守望台》[英文],1949年12月15日刊)耶和华见证人体会到,他们所接获的命令来自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因此他们不顾反对,继续锲而不舍地宣扬王国的信息。
[第677页的附栏]
像早期基督徒一样
◆ “对于宗教,耶和华见证人比大部分人看得远较认真。他们的原则使我们想起极不受人欢迎和饱受罗马人逼迫残害的早期基督徒。”——《阿克朗市灯塔报》,俄亥俄州阿克朗市,1951年9月4日刊。
◆ “他们[早期基督徒]过着与世无争、道德清白、堪作模范的生活。……除了在有关烧香这件事之外,他们在每一方面都是模范公民。”“既然向皇帝的神灵献祭是用来试验人民是否爱国的方法,国家又怎能对这些不爱国的基督徒的顽抗态度视若无睹呢?当时基督徒所面对的难题与大战期间一个教派所遭遇的不相伯仲。这个不顾反对、锲而不舍的教派称为耶和华见证人;在向国旗敬礼一事上,他们在美国引起了很大争议。”——《二十个世纪的基督教》,保罗·哈钦森与温弗雷德·加里森合著,1959年,31页。
◆ “见证人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也许便是他们坚持首先效忠于上帝,过于服从世上的其他任何权威。”——《这些人也相信》,C.S.布雷登博士着,1949年,380页。
[第644页的图片]
伊顿博士对C.T.罗素提出挑战,结果两者举行辩论;《匹兹堡新闻报》就这些辩论作了广泛的宣传
[第646页的图片]
反对者曾就查尔斯和玛丽亚·罗素的婚姻关系捏造了许多恶毒的谣言,并将其广为散播
[第648页的图片]
单张揭露教士们的主张和行为均与圣经背道而驰。圣经研究者把这份单张分发了一千万份,令教士们大感忿怒
[第649页的图片]
1918年,各报章大力煽动人逼迫圣经研究者
[第651页的图片]
在社方总部办事人员所受的审讯中,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完成的奥秘》这本书之上
纽约布洛克林的联邦法庭和邮政局
[第653页的图片]
他们被判处的刑罚甚至比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客所受的更重。从左至右:W.E.范安伯、J.F.卢述福、A.H.麦克米伦、R.J.马丁、F.H.罗比森、C.J.伍德沃思、G.H.费希尔、G.狄撤卡
[第657页的图片]
1939年,耶和华见证人在纽约举行这个大会时,有200多个暴徒在天主教教士率领之下试图捣乱以中止大会进行
[第659页的图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数以千计的耶和华见证人被投入这些集中营里
纳粹党卫军的髑髅徽章(左图)
[第664页的图片]
见证人用照相术将一本圣经研究辅助读物的一部分缩小到能够放进火柴盒里,偷运进集中营里
[第665页的图片]
这些见证人的信心使他们能够成功忍受纳粹集中营的严峻试炼
毛特豪森
韦沃尔斯布格
[第667页的图片]
1945年在魁北克省蒙特利尔附近爆发的暴民行凶事件。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由于教士的唆使,暴民向见证人行凶是司空见惯的事
[第669页的图片]
数以千计的耶和华见证人(包括图示的约翰·布夫在内)在分发圣经书刊时被警方逮捕
[第670页的图片]
1940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对见证人不利的裁决之后,暴民对见证人行凶的事件席卷美国;见证人的聚会被打断,他们被人殴打,他们的财产被毁去
[第672页的图片]
在许多地方,由于见证人的儿女被公立学校开除,见证人不得不设立王国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