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獲得一顆重價的珍珠

理查德·岡瑟自述

1959年9月，我們乘坐意大利客輪“凱撒號”橫渡大西洋，從紐約到西班牙的加的斯去。守望台社派我和妻子麗塔，還有另一對海外傳道員夫婦，保羅和伊芙琳·洪德特馬克，一起前往這個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國家服務。我們將要面對種種挑戰。究竟我們是怎樣成為海外傳道員的呢？

1950年，我和麗塔在美國新澤西州受浸成為耶和華見證人。受浸之後不久，我們作了一個重大決定。這個決定後來使我們獲得一顆重價的珍珠。由於我們所隸屬的會衆有足够弟兄姊妹應付當地的需要，我們渴望往一些有更大需要的地區服務。1958年夏天，我們在紐約市舉行的國際大會裏申請成為海外傳道員。

不久，社方邀請我們到守望台基列聖經學校受訓，不及一年，我們就踏上前往西班牙作海外傳道員的旅途了。由於忙於準備起行，加上心情興奮，我們起初還未看出這項委派是無價之寶。耶穌曾提及一顆重價的珍珠。（馬太福音13:45,46）雖然耶穌所強調的不是海外傳道服務，但對我們 來説，這項服務特權就有如比喻裏的珍珠一般可貴。現今回顧以往，我們比以前更充分體會到，在耶和華的組織裏以這種方式服務，委實是一項寶貴的恩賜。

難忘的經歷

那時候，基列的訓練課程在紐約州風光明媚的芬格湖群區進行。這段為期六個月的時光令人回味無窮——我們全神貫注於研究聖經，與一群真正的基督徒一起生活，將世事和煩惱完全抛諸腦後。我們的同學來自世界各國不同的地方，包括澳洲、玻利維亞、英國、希臘和新西蘭。時間過得很快，不久我們就畢業了。1959年8月，我們含淚與弟兄告别，各自起程前往奉派的地區去。一個月後，我們踏上西班牙的國土。

新文化

我們在阿爾赫西拉斯南面的港口上岸，直布羅陀巨石矗立在港口的旁邊。那天晚上，我們一行四人，我、麗塔和洪德特馬克夫婦，乘搭火車前往馬德里。我們下榻梅爾卡多旅館，在那裏等候社方的代表跟我們聯絡，因為當地的分社辦事處是在暗中活動的。當時西班牙受獨裁者佛朗哥將軍所統治。羅馬天主教是國内惟一受到合法認可的宗教。公開信奉其他宗教是違法的，見證人的逐户傳道工作也受到禁止。當局甚至不准人舉行宗教集會，因此西班牙的耶和華見證人——當時大約有1200人，共有30群會衆——不能像其他國家的同工一樣在王國聚會所舉行聚會。我們惟有秘密地在私人家裏聚集。

學西班牙語及投入工作

學習新語言是我們要應付的第一項挑戰。在抵步後的第一個月，我們每天用11小時學習西班牙語，早上上課4小時，下午自修7小時。第二個月，早上照常上課，下午則出去參與逐户傳道工作。你能够想像嗎？當時我和麗塔的西班牙語仍很有限，單靠背熟見證卡上的引言就獨自出去逐户向人傳道了！

記得有一次我在巴列卡斯——馬德里一個勞工階級聚居的地方——探訪一個住户。為免一時不慎忘記了引言，我手裏拿着見證卡。一位女子出來應門，我用西班牙語説：“早安。我們在這裏傳道。聖經説（接着讀出經文）。我們請你留下這本册子。”那位女士瞪着我們，然後把册子取過去。後來我們再次探訪，她請我們進入家裏，無論我們説甚麽，她都只是瞪着我們。我們開始了一個聖經研究，盡力用有限的西班牙語跟她研讀。在研讀期間，她總是一面聽，一面瞪着我們。後來她終於告訴我們，原來我們初次探訪她的時候，她根本不明白我們説甚麽。但由於她聽見“上帝”這個字詞，她相信我們必定有些有價值的資料跟她分享。後來，她不斷加深對聖經的認識，最後受浸成為耶和華見證人。

對我來説，學西班牙語可真不容易。我利用乘搭交通工具的時間，念熟動詞的變化。但是，這個星期記熟了，下星期卻忘得一乾二淨！這使我大感挫折。有好幾次我幾乎決定放棄不學了。每逢我在當地的弟兄當中帶頭，他們就要對我表現很大的忍耐，因為我的西班牙語實在太糟了。在一個區務大會上，一位弟兄寫了一個宣布請我在台上讀出來。我看不懂他的字體，於是把宣布讀為：“明天請你們帶拐杖（穆萊特塔）來會堂。”其實應該是：“明天請你們帶行李（馬萊特塔）來會堂。”不用説，台下的聽衆頓時哄堂大笑，令我感到十分尷尬。

早期在馬德里的考驗

在馬德里的最初幾年，我和麗塔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在感情上保持平衡。我們十分掛念好友和家人。每當收到從美國寄來的信，思鄉之情就不禁湧上心頭。思鄉病曾使我們深受其苦，幸好這段日子終於熬過了。畢竟，要得到重價的珍珠，就得要離開家鄉、親人和朋友。我們必須適應新環境才行。

我們剛來到馬德里的時候，住在一個供膳的寄宿處。這是一棟破舊失修的房子，房東給我們一個房間，並且提供一日三餐的膳食。房間又侷促又陰暗，床墊是用稻草造的。我們每月獲得的小量津貼，通通花在房租之上。我們午間通常在寄宿處搭伙，晚上房東會把晚餐放進烤爐裏保温，讓我們深夜回來有東西可吃。但是，由於整日奔波勞碌，我們往往未回家已感到飢火中燒。如果津貼用光了，我們就惟有用所餘無幾的積蓄，買最廉宜的巧克力來充飢。不過沒多久情況就改善了。帶務監督來探訪我們，他看出我們生活拮据、捉襟見肘，於是提議我們找一個小樓宇單位作為海外傳道員之家。有自己的房子無疑比寄宿好得多，以後我們就不必再在廚房用小浴盆站着洗澡了。現在我們有淋浴裝置，有電冰箱貯存食物，還有輕便的電熱鍋供煮食之用。我們的確十分感激社方作出這項仁愛體貼的安排。

在馬德里的奇妙經驗

我們小心翼翼地從事逐户傳道。馬德里平日喧喧嚷嚷、人來人往，這對我們的工作頗為有利，因為我們出入時不至太引人注目。我們盡量打扮得像當地人一樣，使别人認不出我們是外國人。我們逐户傳道的方法是：進入一棟住宅樓宇，探訪一個住户，跟他作見證，然後就離開大廈，甚至離開那條街道、那個地區。由於住户在我們探訪後很可能會報警，所以繼續在附近逗留是不明智的。事實上，即使以這個方法謹慎行事，保羅和伊芙琳·洪德特馬克仍然在1960年遭警方逮捕，並且被驅逐出境。他們往葡萄牙去，在當地服務了好幾年，保羅更負責照料分社的地下活動。今天，他在加利福尼亞州聖地牙哥當市務監督。

不過，後來卻有均平的情況出現。僅幾個月之後，六個派往葡萄牙的海外傳道員被迫離開當地！這件事導至令人慶幸的發展，社方派我們的基列同學，埃里克和希素爾·貝弗里奇，離開葡萄牙後前來西班牙服務。因此，在1962年2月，我們重臨舊地——梅爾卡多旅館——不過這趟是歡迎埃里克和希素爾。

在馬德里傳道的早期，我和麗塔親身體驗到宗教的偽善。我們跟貝爾納多和瑪麗雅研讀聖經，這對夫婦住在一間簡陋的小木屋裏，貝爾納多用别人棄掉的建築材料蓋成這幢木屋。我們跟他們在深夜研讀，討論結束之後，他們會端上麪包、酒、乳酪或任何他們有的食物。我發覺他們的乳酪好像美國的乳酪。一天晚上研讀之後，他們拿出裝乳酪的罐頭來，罐上有幾個用英文寫的大字：“美國人送給西班牙人的禮物——非賣品”。這對貧窮的夫婦是怎樣獲得這些乳酪的呢？原來西班牙政府委託天主教會把乳酪分派給窮人，但教士卻私下把乳酪出售！

向軍人傳道帶來豐富成果

不久，有些異乎尋常的事發生，為我們和其他人帶來豐盛的祝福。我們收到分社的來信，請我們探訪一位名叫沃爾特·克萊達施的青年。當時他在托雷洪美國空軍基地服役，基地離馬德里有數公里。我們跟沃爾特和他的妻子開始了一個聖經研究，另一對空軍夫婦也開始跟我們研讀聖經。

在此期間，我跟空軍人員一共主持五個聖經研究，全部都以英語主持。在這些軍人當中，後來有七個受了浸。他們返回美國之後，其中有四人成為會衆的長老。

由於我們的工作受到禁止，當時把書刊、雜誌及聖經運入西班牙的方法很有限。即使這樣，我們仍然能够通過遊客和美國的聯絡員獲得若干刊物。分社派我在巴列卡斯一家文具店後面的貨倉設立一個秘密的藏書庫。文具店東主的妻子是一位耶和華見證人。雖然東主並非見證人，他卻很尊重我們的工作，甘願冒險借地方給我們。我在貨倉裏把書刊包裹好，然後寄往國内的各城市。為了使這個地方看起來真的像個貨倉，我故意任其鋪滿灰塵、堆滿紙箱，同時造了一個易於架起的活動工作檯和書架。晚上，我要等到店裏所有人離開之後才可以開始工作，並且迅速把包裹運走。

參與供應靈糧的工作是一項特權，我們把《守望台》、《儆醒！》，以及其他書刊運到國内的各群會衆。這的確是一段充滿刺激的日子。

麗塔主持了16個家庭聖經研究，其中大概有一半後來成為耶和華見證人。這為她帶來很大的喜樂。多洛蕾斯是個年輕的已婚女子，她患了心臟病，所以要在床上度過寒冷的冬天。她要等到春天才能起床，稍微有點活動。多洛蕾斯對上帝懷有堅強的信心。有一次，我們在法國的圖盧兹舉行區務大會，她很想參加，但醫生説她的健康情況不適宜遠行。我們出發前往法國那天，她沒有帶任何行李，只穿着便服和拖鞋，到火車站給丈夫、母親及其他參加大會的人送行。她淚眼汪汪，眼見别人去參加大會，自己卻沒有分。她忍不住攀上火車，就這樣往法國去！麗塔不知道多洛蕾斯上了火車；後來她們在大會相遇，麗塔大吃一驚，多洛蕾斯卻高興得笑不攏嘴！

一個不尋常的聖經研究

論到在馬德里的傳道經歷，我們不得不提及唐貝尼尼奧·佛朗哥“教授”。當地一位見證人帶我去探訪這位年老的紳士，他跟妻子住在一個破舊不堪的房子裏。我們開始了一個聖經研究。一年半之後，他要求受浸成為耶和華見證人。

唐貝尼尼奧·佛朗哥是當時西班牙的獨裁統治者佛朗哥將軍的表兄弟。看來唐貝尼尼奧是個愛好自由的人。在西班牙内戰期間，他因為同情共和國政府而跟佛朗哥將軍對抗。後來佛朗哥將軍在内戰中取得勝利，實行天主教獨裁統治。自1939年以來，唐貝尼尼奧的工作權利給褫奪了，從此過着清苦的生活。這就是西班牙領導人佛朗哥將軍的表兄弟成為耶和華見證人的經過。

出人意外的邀請

1965年，西班牙分社辦事處邀請我們往巴塞羅那從事環務探訪工作。這意味着我們要離開馬德里那些情如手足的弟兄了。對我來説，從事環務工作不但是一種全新的經歷，也是一項挑戰。我一向都對自己的能力信心不大，所以接獲新任務時感到有點害怕。我深知惟獨憑着耶和華的幫助，我才有能力擔任這件工作。

我們每週探訪一群會衆，因此經常住在不同的弟兄家裏。我們居無定所，幾乎每兩星期就要搬一次家。這對女子來説特别不容易。但是不久之後，一對住在巴塞羅那的夫婦，何塞及羅塞·埃斯屈德，邀請我們隨時到他們家裏住幾天。這的確是一項十分體貼的安排，因為這意味着我們有個固定的地方可以擺放物件，星期日晚上也不用再為住甚麽地方擔心了。

在接着四年，我和麗塔一直在地中海沿岸的加泰羅尼亞從事環務工作。在此期間，所有聚會都在私人家裏秘密舉行。藉着保持謹慎，盡量避免引起别人注意，我們得以繼續從事逐户傳道工作。有時整群會衆會在星期日一起到樹林“野餐”，環務大會就是以這個方式舉行的。

我們對當地的熱心弟兄十分欽佩，他們甘願冒失去職業、喪失自由的危險，竭盡全力使會衆保持團結和活躍。他們當中有很多更帶頭把好消息傳至市外的各村鎮。這無疑為日後的增長奠下了穩固的基礎。1970年，西班牙政府宣布解除禁令，恢復宗教自由。自此之後，見證人的數目與日俱增。

告别海外傳道服務

我們在西班牙的十年期間，父母的情況險些兒使我們不得不放棄寶貴的服務特權。曾經有幾次，我們幾乎要終止海外傳道服務，以便回家照料年老的父母。多虧住在父母附近的弟兄姊妹自願幫忙，我們才得以繼續留在西班牙服務。不錯，多年來我們之所以能够緊守崗位，那些支持我們、把上帝的王國置於首位的同工實在功不可沒。

1968年12月，我們終於不得不回家照顧母親。爸爸在那個月去世，剩下母親孤身一人。在照顧母親之餘，我們仍然能够繼續從事全時服務。社方再次派我們從事環務工作，不過今次卻在美國。在隨後的20年間，我們在西班牙語的環裏服務。雖然我們失去了海外傳道服務這顆重價的珍珠，但現在上帝又賜了我們另外一顆。

在毒品及暴力猖獗的地區傳道

現在我們跟弟兄姊妹並肩在市内罪惡充斥的地區工作。在紐約的布洛克林，在我們探訪的第一週内，麗塔就給人搶去了手提包。

有一次，我和麗塔在紐約市的另一區跟一組傳道員從事逐户探訪。我們轉過街角，發現一幢空置了的大廈外面，有些人在大廈牆壁的一個洞前排隊。我們走上前幾步，看見人行道上有個小子瞪着我們。另有一個男子在遠處的街角把風，密切留意有沒有警車經過。原來我們無意中走進了毒窟！起初那個小伙子給我們嚇了一跳，直至見到《守望台》雜誌之後才舒一口氣。他們以為我是警察！接着，他用西班牙語大聲喊道：“守望台！守望台！”他們知道我們是甚麽人，於是大家相安無事。我走近他時説：“早安，你好嗎？”他倒請我為他禱告！

難以取捨

1990年，媽媽的情況顯示我們需要天天陪伴在側。我們曾經盡力嘗試留在環務工作的崗位上，但事實表明我們實在無法兩者兼顧。我們想確保媽媽受到悉心照料，可惜卻要再次放棄一顆極之寶貴的重價珍珠。這些珍珠——不論是海外傳道工作，還是周遊探訪工作——的價值和對人的造益，遠勝過世上任何實際的珍寶。

現在，我和麗塔已60多歲了。我們在當地一群西班牙語會衆裏服務，生活快樂而滿足。回顧以往為耶和華服務的歲月，我們十分感激他把好幾顆重價的珍珠託付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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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左）、麗塔、保羅和伊芙琳·洪德特馬克攝於馬德里的鬥牛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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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樹林裏“野餐”，向一群會衆發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