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禁制下印製聖經書刊
馬爾科姆·G.韋爾自述
“印製《兒童》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從耶和華見證人澳大利亞的分社監督接獲這項意外的指示。不久之前，1941年8月10日，《兒童》書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發行。為甚麽這項指示會令我感到意外呢？
我們的傳道工作在1941年1月受到禁止，因此繼續印製書刊，即使有限度地從事印刷，也是一項挑戰，更何況《兒童》書是一部384頁、附有彩色插圖的精裝書。如果要印刷這本書，我們便需要有較先進的印刷設備才行。不但如此，那個時候紙張短缺，我們的工作人員也沒有接受過印製精裝書的訓練。
不過，在我講出我們如何在禁制下成功印製書刊之前，讓我先告訴你，我是怎樣成為澳大利亞分社印刷部的監督的。
早期的背景
我於1914年在維多利亞州的巴拉臘特市出生。我父親在這個繁榮的市鎮經營一門印刷生意。因此我在父親的印刷工場學會了怎樣經營印刷。我也參與英國教會的活動，在教堂的詩班唱詩，為教堂敲鐘；我甚至有希望在主日學任教。可是我卻為這件事感覺不安。
原因是，我對教會的某些主張仍有許多疑問。這些主張包括三位一體、地獄永火、靈魂不死等。但沒有人能給我滿意的答案。此外，令我費解的是，牧師時常氣憤憤地論及一個自稱為耶和華見證人的細小宗教團體。我不禁納罕，我們這個擁有4萬居民的市鎮何以竟要為這個無足輕重的團體擔心。
一個星期天，晚間禮拜結束後，我在教堂外站着。附近循道會的一群女孩子在這時走過。我結識了其中一位，她的名字叫露西。我們的友誼繼續發展；後來露西邀請我回家跟她父母見面。原來她的母親薇拉·克洛甘是個耶和華見證人，你可以想像我當時感到多麽意外。我們作了多次令人振奮的聖經討論，而她所説的話也的確合情合理。
不久，我便和露西結了婚。我們在1939年搬到維多利亞州的首府墨爾本居住。雖然露西已成了耶和華見證人，但我還是未能作出決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該年9月爆發，我便開始認真考慮自己從聖經學到的道理。耶和華見證人的工作在1941年1月遭政府禁止一事有助於我作出決定。我毅然獻身給耶和華，並在不久之後受了浸。
一生的重大轉變
當時我們在墨爾本租了一層舒適的樓房。但不久之後，我們應邀搬進一間房子裏，跟幾個見證人住在一起。我們把傢具通通賣去，只留下一套卧室傢具帶到新居（先驅之家）去。我繼續從事印刷工作以維持先驅之家的開銷。其他的丈夫也同樣行。這樣，我們的妻子便得以參與全時的傳道活動，我們男子則在黃昏和週末跟她們一起傳道和出席基督徒的聚會。
不久之後，我和妻子收到守望台社分社辦事處的來信，邀請我們前往悉尼。我們賣去卧室的傢具以償還一些欠款。可是為了要買火車票到悉尼，我們不得不賣掉露西的訂婚戒指！
由於戰時的種種限制，以及新近執行的禁制令，社方無法將聖經和聖經書刊從外國運進澳大利亞。因此，澳大利亞分社決定成立一個地下印刷部門，繼續供應靈糧給弟兄姊妹。社方邀請我督導這件工作。我很榮幸能够跟喬治·吉普這位蘇格蘭弟兄一起工作。喬治一生有逾60年時間在澳大利亞分社印刷廠服務。a我就是在這個時候接獲社方的指示“印製《兒童》書”的。
重新獲得印刷設備
在戰時這段多事的日子，我們經歷了不少令人振奮，有時令人捏一把汗的事情。例如，我們的印刷部門若要操作，便需要有印刷設備才行。戰前用來印製有限書刊的設施已被官方沒收。當時政府將社方的小型印刷廠關閉了，並派警衛看守。我們怎樣才能將這些設備運到適合從事地下印刷工作的地點呢？
武裝警衛24小時輪班看守社方的物業。可是，房子有一幅後牆緊貼着一條很少使用的鐵路旁軌。因此，膽量十足的伯特利工作人員便在夜間出動；他們使用以西結書12:5-7所描述的方法，移去牆上一部分磚頭，偷偷進入屋内。進去之後，他們立即將磚塊放回原處，以免被人察覺。這樣的行動大約維持了兩週；他們小心翼翼地拆開一部小型印刷機，一部長條活字鑄造機，以及其他幾部機器。然後他們悄悄地將零件運出去，而且就在警衛當值之際運出去！
後來，我們也從其他地方獲得額外的印刷設備。很快我們的地下印刷部門便在悉尼各處全面投入生産了。這樣，我們不但能够印刷及裝訂《兒童》書，同時還能印行大小與原來一樣的書，例如《新世界》、《“真理必使你們得以自由”》、《王國近了》，以及1942、1943、1944、1945年的《耶和華見證人年鑑》。除此之外，在戰時工作受禁制的幾年間，澳大利亞各地的耶和華見證人從沒有缺少一期《守望台》雜誌。這件事以一種非常個人的方式向我們證明，耶和華的膀臂絶非短小。——以賽亞書59:1。
應付不速之客
在嚴格的戰時檢查制度下，政府官員經常突擊搜查商業性的印刷工場，看看他們在印些甚麽。因此，我們的秘密印刷廠之一設有警報設施，按鈕裝在地上，接待員很容易便能按動。若有她不認識或懷疑是警探的人上樓，她便觸動按鈕。
按鈕一動，弟兄們便會立即穿過窗門，向不同方向逃跑！那些登記為雇員的弟兄則會留下來，他們迅速將所有印成《守望台》雜誌或其他聖經書刊的紙張遮蔽起來。為了這樣行，他們把一些為商業顧客付印，大小與社方書刊相若的紙張放在社方的刊物上面。
在一次這樣的搜查中，兩個警探坐在一疊印成但仍未切開的漫畫紙上面，下面便是我們前天晚上印成的《守望台》雜誌。在市内的另一家印刷工場，我們日間印製商業印刷品，晚上和週末便印製《守望台》等社方出版物。
應付紙張的需求
獲得印刷所需的紙張是個嚴重難題。可是，有些大印刷廠在戰時生意減少了，用不完全部的紙張配額，於是願意將剩下的紙張賣給我們——通常他們都會把價錢抬高。但有一次，我們卻從另一個來源獲得紙張。
一艘前來澳大利亞的貨船載了大批棕色的紙。但由於這艘船在海上毁壞了，大批紙張被滲進的海水沾濕，因此他們決定將整批貨物公開拍賣。令我們大感意外的是，我們是惟一的投標人，因此能够以最低的價錢買到這批貨物。我們把紙張拿出來曬乾，結果是大部分紙張都得以用來印刷，接着我們將紙切成我們印刷機所需的大小。
我們怎樣使用這批棕色的紙呢？我們估計漫畫讀者會喜歡閲讀以顔色紙印製的漫畫書。這個想法是對的。於是我們便用印漫畫的白紙來印《守望台》和社方的其他刊物。
女子擔任重要角色
在戰爭進行的幾年間，澳大利亞許多基督徒女子學會裝訂書刊。我們在悉尼郊區一條後巷租了一個細小的車房。夏天一個極炎熱的下午，只有幾個基督徒女子在那裏工作。為了安全起見，她們將所有門窗都關起來。盛膠漿的罐散發出難聞的氣味，車房内熱得幾乎令人無法忍受。因此她們僅穿着内衣工作。
突然，門外響起了敲門聲。這些基督徒姊妹問誰在外面，回答的是政府勞工部門的官員。他的部門在戰時有權指派人到任何人手短缺的地區工作。這些姊妹高聲回答她們不能讓他進來，因為天氣炎熱，她們都僅穿着内衣工作。
官員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説他在這地區還要赴另一個約，他會改在明天回來視察。於是這些基督徒女子立即打電話給我們，當晚我們派出一部貨車，將裝訂工場裏的刊物全部運到另一個地方去。
大部分參與秘密印刷工作的人原先都沒有印刷經驗。因此毫無疑問，我深知這一切工作都是由於耶和華的靈賜予所需的幫助和指引才得以成就的。我和妻子露西——她在裝訂工場工作——都覺得，能够有分參與這件工作實在是莫大的特權。
在這些艱難的日子，我們的工作是怎樣受到督導的呢？政府向耶和華見證人的代理分社監督發出限制令，要他住在悉尼以外100公里的一個鎮上，並且不准他走出離鎮中心8公里以外的地方。當時每月每輛汽車僅獲配給4公升的汽油。但弟兄們卻發明了一個産生煤氣的精巧裝置。這是一個金屬薄板造成的圓筒容器，重約半噸，裝設在車子的後面。炭在容器内燃燒，所産生的一氧化碳便充作燃料。每星期有幾個晚上，我和其他負責的弟兄與分社監督在一處離他被流放的鎮不遠的乾澗會面。這樣，我們便能够討論許多事情。之後我們會點燃産生煤氣的裝置，於清晨時分别駕車返回悉尼。
最後，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審訊耶和華見證人受禁制一案。法官宣布政府的禁令是“專橫、任性，和暴虐”的。結果，耶和華見證人得以完全洗脱從事煽動性活動的罪名。高等法院全體陪審員一致支持這項決定。這樣，我們便得以繼續公開執行我們的合法王國活動。
進一步的委派和福分
戰後，許多曾在秘密印刷部門工作的弟兄姊妹都投入先驅傳道工作。其中有些後來更得以到紐約的守望台基列聖經學校受訓。我和露西也懷着這個目標。可是，後來我們得了一個女兒，於是我決定重操印刷行業。我們禱告求耶和華幫助我們時刻將王國置於生活上的首位。他的確有這樣做。我開始以下述的方式參與另一項服務委派。
我接到勞埃德·巴雷（他現今在紐約布洛克林作耶和華見證人治理機構的成員）的電話。當時他是悉尼市的一位周遊監督。他問我是否知道下一個大會舉行的時間。我回答知道，於是他説：“我們想你照料膳食的安排。”
我驚愕了一會兒，然後無可奈何地説：“可是我從來沒有做過這類工作。”
他以調皮的口吻答道：“弟兄，現在是你要學習的時候了！”我的確學會這樣做。我繼續享有照管膳食服務——甚至在規模較大的大會中這樣行——的特權，至今已有40多年。
這些年來，我們的印刷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我需要多次到海外公幹。我時常將自己的行程與紐約市或美國其他地方舉行的國際大會配合起來。這樣我便有機會與那些督導大會的不同部門——特别是膳食部門——的弟兄會面。我回到澳大利亞後，便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照料大會的需要。
隨着我們年事日高，有時我和露西都想知道，如果我們遲點出生，我們是否能够成就更多工作。在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分别在1916年及1914年出生，我們認為能够目睹許多聖經預言在自己眼前實現的確是奇妙的特權。我們為自己所享的福分感謝耶和華。這些福分包括能够與許多人研讀聖經，幫助他們認識真理，目睹他們現今以受了浸的傳道員的身分事奉他。我們衷心祈求耶和華，使我們能够繼續事奉他，以他為宇宙至高的統治者，直至永永遠遠。
［腳注］
［第29頁的圖片］
斯特拉斯菲爾德伯特利的印刷設施，1929-73年
喬治·吉普站在一部印刷機旁，這部印刷機乃是弟兄們穿過印刷工場後牆偷運出來的印刷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