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高齡仍生氣勃勃

拉爾夫·米切爾自述

爸爸是個中等身材的循道會傳教士。他每隔兩三年就要從一個教堂遷到另一個教堂去。爸爸每次奉派前往服務的教堂幾乎都是在小鎮裏的。後來他被調到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阿什維爾。1895年2月，我在這個小鎮出生。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長大，我自然對基督教國相當熟悉。

我到現在還記得童年時出席奮興會的情景。我被領到“懺悔者席”上坐下，等候受聖靈充滿。教堂裏的人叫這種儀式做“入教”。他們説要是我虛心認罪、遵守十誡、做個好孩子，死後就可以到天堂了。可是，我告訴自己：‘看來我應該下地獄才對，我哪裏配上天堂呢？’當時在我心目中，只有成年人，尤其是傳教士，才能完全按照聖經的標準而生活。

我甚至在青少年時期已開始看出宗教的偽善了。舉例説，爸爸為了有一筆可觀的捐款在全體神職人員大會中捐給主教基金，便扣起我們一部分的家用，以求能够獲派到規模較大、人數較多的教堂任職。鎮上有一個種植棉花的傳教士也很想取得顯要的職位。他賣了一百包棉花，然後把賺來的錢通通帶到大會。待所有與會者（大部分是傳教士）捐獻之後，這個棉花農夫傳教士就突然站起來大聲説：“你們捐給主教的就只有這幾個錢嗎？瞧！你們捐多少，我捐雙倍！”結果，主教總共收到超過一千元的捐款，而且任命這個傳教士做主任牧師，凌駕在我爸爸之上。我就是不相信這樣的委派會真的來自上帝。自那時開始，凡是與宗教有關的事我都半信半疑。

後來美國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我被徵召入伍。在軍隊裏，隨軍牧師向我們講道，叫我們誓死為國效忠，這件事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牧師的話使我對宗教更加反感。無論他們怎樣説，我的目標只是保全性命、完成學業、成家立室。在我的未來計劃裏，宗教根本全無立足之地。

改變態度

1922年，我同一個名叫路易絲的年輕女子墮入愛河。不過後來我發現，原來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倆決定結為夫婦。路易絲希望婚禮用天主教儀式進行，我卻不想有任何宗教儀式。最後她只好讓步，與我在紐約一間市政大樓註册結婚。

成婚初期我們在宗教上沒甚麽爭拗。我略略跟路易絲提過自己對宗教已信心盡失。看來只要不提宗教，我們就相安無事。在1924年至1937年間，孩子一個接一個地出生，最後我們有五個兒子和五個女兒！路易絲要孩子進天主教學校讀書。我卻不想他們接受任何宗教訓練。結果，我們開始為這件事爭論不休。

1939年初發生了一件事，使我對宗教完全改觀。那年有兩個耶和華見證人，亨利·韋伯和哈利·派亞特，來到我們在新澤西州羅塞爾的家探訪。我很快就看出他們打算跟我討論一個我毫無興趣的題目：宗教。當時我對宗教仍然全無好感。我忘記不了隨軍牧師對我們説的話：‘要為國家作戰到底。’回到家鄉後他們卻對教友説：‘不可殺人。’多麽偽善！我滿以為可以駁倒這兩個見證人，於是對他們説：“讓我告訴你們一件事。要是你們的宗教是正確的，其餘的就通通是錯誤的。如果有另一個宗教證明是正確，其餘的宗教，包括你們的宗教，都必然是錯誤的。世上只可能有一個純真的宗教。”出乎我意料，兩個見證人竟然同意我的看法！

他們請我拿出自己的聖經，翻到哥林多前書1:10。經文説：“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説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這節經文確實引起了我的興趣，但是，我又怕這兩個人會游説我加入他們的教派。不管怎樣，至少我從他們學到一件事，就是基督教不應該有分裂的情形存在。我還有其他問題想知道答案，例如，人死時魂會怎樣呢？我真的很想同他們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我擔心這樣做會為我的家庭造成更大的宗教分歧。

接着，其中一位見證人問我：“我們很想下星期再來跟你們談談。”我想盡辦法婉拒他們，怎料路易絲插嘴説：“拉爾夫，他們想知道幾時可以再來。”我大感意外，因為路易絲一向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雖然看來有點奇怪，我卻這樣想：‘説不定我們可以因此在宗教方面取得共識。’結果，我同意讓亨利·韋伯和哈利·派亞特下一個星期五再來我家。

就這樣，我開始跟耶和華見證人學習聖經。不久之後，我受到邀請出席在紐約市麥迪遜廣場禮堂舉行的大會。那天是1939年6月25日。我至今還清楚記得約瑟夫·盧述福發表的演講，講題是“政府與和平”。當天有逾1萬8000名聽衆出席，我就是其中之一。不過，如果把透過國際聯播收聽演講的人也計算在内，聽衆實際上多達7萬5000人。

可是，事情卻有點阻滯。天主教教士查爾斯·庫格林的跟從者到會場搗亂，在盧述福弟兄演講的中途，數以百計忿怒若狂的暴民向他大喝倒彩，更高喊“希特勒是救星！”和“佛朗哥萬歲！”等口號。滋事分子在會場大吵大鬧，甚至用電話線收聽演講的聽衆都聽得清清楚楚！大會的招待員花了差不多15分鐘才能平息騷亂。盧述福弟兄在騷亂發生時，一直氣定神閒地繼續演講，聽衆就報以一輪復一輪的熱烈掌聲表示支持。

説也奇怪，為甚麽一個天主教教士要挑起人對耶和華見證人的仇恨呢？我看出盧述福的演講一定不無道理，所以教士才不想别人——像我這樣的人——聽到。因此，我繼續研讀聖經。我的靈性進步得很快，1939年10月，我終於以水浸禮表明自己的獻身。翌年，我幾個兒女也受了浸，妻子路易絲則在1941年受浸。

面臨考驗

我接受了真理之後不久，媽媽就去世了。我得返回北卡羅來納州奔喪。由於良心的緣故，我不想出席在循道會教堂舉行的葬禮。於是，我在起行前先打電話給爸爸，請求他把棺木停在殯儀館。爸爸答應了我的請求，但我到達殯儀館的時候，家人已出發往教堂去，他們以為我也會同他們一起到教堂。

可是，我拒絶這樣做，隨即惹來家人的不滿。妹妹埃德娜原本跟我十分要好，但喪禮後她半句話也不肯跟我説。我寫信給她，她從未回過一封信。埃德娜每年暑假都要到紐約市立大學上教師進修課程。我約她見面，她老是説太忙而拒絶我。看來埃德娜覺得我很厭煩，最後我不得不放棄，不再找她了。自那時開始，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她的消息。

1941年，美國和加拿大有不少見證人兒童，他們因良心的緣故拒絶參加一些崇拜偶像的儀式，結果被學校開除。我的六個兒女也不例外。為了使他們獲得受法律認可的教育程度，社方設立了特别為見證人孩子而設的學校，稱為王國學校。我的兒女在新澤西州萊克伍德的王國學校就讀，這所學校是由一幢酒店改裝過來的。學校的第一層有課室、廚房、餐廳和王國聚會所。第二層是女生的寢室，第三層是男生的寢室。這的確是一所設備完善的學校。大部分學生都在學校寄宿，到週末才回家一趟。住得離學校較遠的學生就每兩週返家一次。

早在我接受真理的初期，我已很想做先驅（即耶和華見證人的全時傳福音者）。1941年，有一個大會在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舉行。在節目裏，一位弟兄講述自己怎樣一方面養育12個子女，同時又做先驅。我暗暗地想：‘他有12個兒女也能够做先驅，我有10個兒女也該辦得到。’可惜我的環境卻不容許我立即這樣做。直至19年後，在1960年10月1日我才能以正規先驅的身分為耶和華服務。

意外的驚喜

1975年，我接到妹妹埃德娜的電話。當時我已80歲，也就是説，我足足有大約20年的時間沒有見過她，也沒有聽過她的聲音。埃德娜在機場搖電話給我，請我到那裏接她和妹夫。能够與埃德娜久别重逢實在令我高興得不得了，不過這還未算是最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我們驅車返家途中，妹夫突然對我們説：“你們有個歸信者。”起初我不大明白這是甚麽意思。我們到達後，他再説一次：“你們這裏有個歸信者”。路易絲馬上明白他的意思。她轉身問埃德娜：“埃德娜，你是見證人？”埃德娜説：“一點不錯。”

究竟埃德娜是怎樣認識真理的呢？事情是這樣的。1972年，我送了一份《守望台》訂閲給埃德娜，希望藉此修補我們那日益疏遠的關係。約莫一年之後，埃德娜因病需要卧床休息。那些連封套也未拆開的《守望台》雜誌就一直堆在書桌上。後來埃德娜好奇地打開其中一本雜誌來看。她一下子把整本雜誌讀過，心裏想道：‘這的確是真理！’埃德娜在耶和華見證人探訪她之前，已把全疊《守望台》雜誌一一讀過了。她接受了一個聖經研究，而且不斷進步，後來成為了耶和華見證人。

應付喪妻之痛

我妻路易絲後來患上了糖尿病，病情日趨惡化。她終於在1979年病逝，享年82歲。路易絲一死，我也像死去一樣。整個世界都癱瘓了。我不知所措，不曉得未來有甚麽打算。我真的極需要安慰和鼓勵。一位周遊監督，理查德·史密斯，鼓勵我繼續做先驅。我發覺最大的安慰來自安慰那些痛失親者的人。

1979年，守望台社籌辦往以色列的觀光團，我報名參加。對我來説，這次旅程儼如一支強心針，使我大受鼓勵。我一返家，就馬上重投先驅工作。此後每年我作出安排往國内一些未經委派或不常做的地區服務。雖然我年事已高，我依然能够享有這項服務特權。

多年來，我約莫幫助了50個人踏上永生的窄路，我為此深感快慰。我大部分的兒女都接受了真理。我有兩個女兒是正規先驅。另一個女兒路易絲·布蘭頓和女婿喬治在紐約布洛克林耶和華見證人總部服務。此外，我的一個兒子以長老的身分服務已有許多年了。

由於遺傳到第一對人類的不完美，我們人人都會衰老生病。（羅馬書5:12）事實上，我的生活總是離不開疼痛。目前我的左腿深受關節炎之苦，間中它會令我極不好受，卻未致令我停止活動。我熱切祈求左腿能够繼續走動，因為我渴望為耶和華服務。我最大的願望是繼續做先驅直至我一生的盡頭，竭盡全力使人認識耶和華的名和他的旨意。

［第23頁的圖片］

與女兒麗塔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