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

伊丽莎白·哈夫纳自述

“我不会让他们把你驱逐出境的。”当蒂博尔·哈夫纳知道我被下令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时，就对我说了以上的话。他接着说：“嫁给我，好吗？这样你就可以留下来，永远跟我在一起。”

在1938年1月29日，也就是蒂博尔突然求婚的几星期后，我们结为夫妇。蒂博尔是一位基督徒弟兄，最初就是他向我家人作见证的。嫁不嫁给他，实在不容易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刚满18岁，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全时传道员，我渴望趁年轻力壮全心为上帝服务。想到当下就要结婚，我禁不住哭了。我向耶和华祷告求助。后来心情稍稍平复，我明白蒂博尔求婚是因为他真心爱我，而不是因为想帮助我。我决定跟他厮守一生。

但话说回来，我为什么会被下令离境呢？毕竟，捷克斯洛伐克奉行民主制度，有宗教自由，国民都深以为荣。那么，就让我多说一点个人的背景吧。

1919年12月26日，我在匈牙利的绍约圣彼得村出生。绍约圣彼得在布达佩斯东面，离布达佩斯大约160公里。爸妈是希腊东正教徒，但爸爸在我出生前已去世。不久，妈妈跟一个鳏夫结婚，他自己有四个孩子。我们一家搬到卢切内茨居住。卢切内茨是个美丽的城市，当时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小时候，跟继父一家生活并不容易。家中五个孩子，我最年幼，我觉得自己不像家庭中的一分子。当年经济不景气，衣食固然有所欠缺，可是连父母的关爱我也没得着半点。

满腹疑团

16岁时，我开始思索一些严肃的问题，感到很困惑。我兴致勃勃地阅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发现一些文明国家声称信奉基督教，却在战场上彼此杀戮。这叫我大感惊讶。此外，我也留意到军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日渐受人推崇。我上教堂，知道应当爱人如己，但当时的世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于是，我去问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士：“基督徒应该遵守什么诫命呢？应该上战场杀害同胞还是爱人如己呢？”我的问题叫他光火了。他说，上头叫他怎样说，他就怎样说。后来，我去问加尔文派的教士，又去问犹太教的拉比，情形也大同小异。他们只是诧异我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切切实实地回答我。最后，我去问路德会的牧师。他虽然不高兴，却在我离去前对我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去找耶和华见证人吧。”

我试着寻找耶和华见证人，但没找着。几天后，我下班回家，看到家门半掩，一个英俊的青年正在跟我妈妈说话，向她读出圣经的经文。我顿时想到：“他准是个耶和华见证人！一定没错。”“他”就是蒂博尔·哈夫纳了。请他进了房子后，我就把之前问过教士的问题提出来。蒂博尔没有谈到个人的想法。相反，他运用圣经，向我指出真基督徒的标志和我们正身处什么时代。（约翰福音13:34,35；提摩太后书3:1-5）

几个月后，我就受了浸，那时还不到17岁。我千辛万苦才寻得真理，实在希望人人都听到圣经的宝贵信息，于是我开始全时传道。当时是20世纪30年代末，在捷克斯洛伐克传道相当不容易。虽然耶和华见证人在当地是个正式注册的团体，但教士唆摆信众，令我们的工作遭受猛烈的反对。

初尝迫害滋味

1937年的下半年，有一天，我跟基督徒姊妹到卢切内茨附近的乡村传道，刚开始不久，就被逮捕并关进牢房里。狱警说：“你们这次必死无疑！”说罢，就砰的一声把牢房关上了。

到了黄昏，牢房多了四个囚犯。我们一边安慰她们，一边向她们作见证。不久，她们的心情平复了。然后，我们整晚都跟她们谈论圣经的真理。

翌晨6时，狱警把我从牢房叫了出去。我对同囚的基督徒姊妹说：“我们在上帝的王国来临时再见吧。”又请她把我的遭遇告诉我家人，如果她侥幸不死的话。默祷后，我就跟狱警出去。他把我带到他在监狱的宿舍去。狱警说：“喂！我有话要问你。昨晚，你说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你可以打开圣经指给我看吗？”真是出乎意外！心里顿时吁一口气。他把圣经交给我，我就打开圣经，让他和他妻子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接下来，狱警又问了许多问题，都是跟前一晚我和那四个囚犯谈及的东西有关的。听过我的解答后，狱警很满意，还吩咐妻子为我和基督徒姊妹预备早餐呢。

几天后，我们获释了。可是，法官说我是匈牙利公民，裁定我必须离开捷克斯洛伐克。蒂博尔·哈夫纳知道后，就向我求婚。婚后，我们跟蒂博尔的父母同住。

迫害加剧

我们夫妇俩继续结伴传道，但除此之外，蒂博尔还忙于处理组织的事务。1938年11月，在匈牙利士兵进城的前几天，我们的孩子小蒂博尔出生了。此时的欧洲战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地区都被匈牙利占据，我们这些住在占领区的耶和华见证人因而遭受更猛烈的迫害。

1942年10月10日，蒂博尔前往德布勒森跟弟兄会面，但却一去不返。后来重遇，我才知道当日发生的事。原来，蒂博尔跟弟兄约好在桥上见面。但抵达时，他见到的不是弟兄，而是一群乔装成工人的警察。他们正在等蒂博尔和帕尔·纳吉帕尔，也就是两个最后来开会的人。警察把他们带返警察局，命令他们脱去靴子，用棍打他们的脚，直到他们痛极昏倒为止。

后来，警察又命令两人穿回靴子，站起来。尽管痛楚难当，他们仍被迫走路到火车站去。这时，警察带来了另一个男子，他的头缠着厚厚的绷带，连眼前的路也几乎看不见。这个人原来是安德拉什·皮林，即当日去开会的弟兄之一。蒂博尔被押上火车，去到阿拉格的拘留营，阿拉格离布达佩斯不远。一个守卫看到蒂博尔皮破血流的脚，挖苦他说：“打你的人真残忍啊，不要紧，我们会把你治好的。”接着另外两个守卫就狠狠地打蒂博尔的脚，弄得血花飞溅。不消几分钟，蒂博尔就失去了知觉。

接下来的一个月，蒂博尔和六十多个弟兄姊妹陆续受审。安德拉什·鲍尔陶、德奈什·法卢韦纪、亚诺什·康拉德三人被判绞刑，安德拉什·皮林被判终生监禁，而蒂博尔则被判12年监禁。他们犯了什么罪呢？检察官指控他们叛国、做间谍、拒服兵役和亵渎神圣罗马教廷。后来，当局把死刑改为终生监禁。

与丈夫同一遭遇

蒂博尔去德布勒森开会后两天，我也出事了。那天早上，我六点前已起床，在熨衣服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砰砰地敲门。我想：“警察终于来了。”六个警察进了房子，说自己是获准来搜查的。稍后，他们把我们家里所有人都带返警察局，连我三岁的儿子也一并带去。同一天，我们就被解送到匈牙利彼得瓦沙劳的监狱去。

到达后，我开始发烧，因而被关进另一个牢房，跟其他囚犯隔离。我好过来后，有两个士兵在牢房里为怎样处置我而吵起来。一个说：“我们一定要杀死她！让我来下手吧！”但另一个却想先看看我是否已经痊愈才决定。我恳求他们不要杀我。最后，他们离开了牢房。我很感激耶和华帮助了我。

狱警有特别的方法审问我们。他们命令我伏在地上，把袜子塞进我的口里，再绑起我的手脚，鞭打我，叫我皮开肉绽。要不是有个狱警说自己已筋疲力竭，他们也不肯住手。他们问我，蒂博尔被捕当日，本打算跟谁见面。我不肯说，结果给毒打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我获准把儿子送到我妈妈那里。尽管天气严寒，我的背又受了伤，我仍背着儿子走了大约13公里，坐火车回家去。同一天，我就得回到监狱去。

后来，我被判六年监禁，要到布达佩斯的监狱服刑。抵达后，我发现蒂博尔也在那里。我们获准见面交谈，虽然只是隔着铁栏短聚，但已感到无限快慰。我们都感受到耶和华的慈爱，信心也因而大增。这次见面后，我和蒂博尔又分别经历了重重严峻的考验，一再死里逃生。

铁窗生涯

我和大约八十个姊妹挤在一个牢房里，大家都渴望得到灵粮。但要从外面得到灵粮，看来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从监狱里着手又怎样呢？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毛遂自荐，替在监狱里办事的职员缝补袜子，然后在其中一只袜子里放了张纸，请职员帮忙查一查监狱图书室中圣经的编号。为免引起怀疑，我也要求得到另外两本书的编号。

第二天，监狱的职员又送来了一堆袜子，我在其中一只找到了答案。于是，我把编号交给狱警，请他把书送来。收到书后，姊妹们无不欢欣雀跃，我们终于得到圣经了！我们每星期都借书还书，但没有把圣经归还。当狱警问到时，我们总说：“这本书很厚，况且人人都想读。”就这样，我们得以在狱中阅读圣经。

有一天，一个监狱官员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看来异常客气。

他说：“哈夫纳太太，有好消息。你大概明天就可以回家了。如果今天有火车，今天也行。”

我说：“那太好了。”

“回家当然是好事啊。”他说：“你不是有个儿子吗？我相信你很想好好抚养他。”又说：“那么，在这封信上签个名吧。”

“这是什么？”我问道。

“这个你倒不用担心。”他一味地游说我：“签个名，签完就可以回家了。”又说：“回家以后，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现在，你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表示自己不再是耶和华见证人。”

我往后退了一步，坚决地拒绝了。

“那你就死在这里好了！”他怒骂了一句，就叫我离去。

1943年5月，我被转到布达佩斯另一所监狱，后来又被送到马里亚诺斯特劳村的修道院去，跟大约七十个修女住在一起。那里的生活很艰苦，我们常常食不果腹。尽管如此，我们仍渴望向人传讲圣经的希望。有一次，一个修女对我们所说的很感兴趣。她说：“这实在太奇妙了，我从没有听过这样美好的事。请给我多讲一点。”于是，我们告诉她关于新世界和未来的种种幸福。这时，女修道院长突然出现。那个对圣经感兴趣的修女随即被带走，给脱去衣服，被鞭打了一顿。后来我们再次碰面，她恳求说：“请向耶和华祷告，求他拯救我，帮助我离开这里。我想跟你们一样，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后来，我们又被移送到科马罗姆市一所残旧的监狱。科马罗姆坐落多瑙河畔，在布达佩斯以西大约80公里。监狱环境恶劣，我和一些姊妹都染上了斑疹伤寒。我病得很重，而且吐血，身体变得很虚弱。由于得不到药物治疗，我心想自己可能熬不过去。幸好这时监狱的官员正在找人做点文书工作，一些姊妹提到了我，我因而得到药物，渐渐康复过来。

骨肉团圆

随着苏联军队从东边迫近，我们被迫逃到西边去。这其间的可怕经历，实在一言难尽。我好几次面对死亡的威胁，幸得耶和华的庇护，才保住性命。大战结束时，我们身处捷克斯洛伐克的塔博尔市，离布拉格约80公里。我和小姑子玛达莲娜走了三星期的路，终于在1945年5月30日返抵卢切内茨的家。

我远远看见婆婆和儿子在屋外的院子里，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大声喊道：“小蒂博尔！”他连忙向我奔来，扑进我的怀里，劈头就问：“妈妈，你再也不会离开我们了，是吗？”他这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耶和华也眷顾我丈夫蒂博尔。在布达佩斯的监狱一别后，他和大约160个弟兄被送到博尔的劳动营去。虽然多次濒临死亡，但大部分人都得以保全性命。1945年4月8日，蒂博尔返抵家园，比我早了大约一个月。

大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受共产政权统治了四十年，我们仍极须耶和华的扶持，才得以渡过种种考验。蒂博尔再次被判长期监禁，我得独力抚养儿子。蒂博尔出狱后，开始从事分区探访工作。在共产政府统治的四十年里，我们抓紧机会传讲信仰，帮助了许多人认识真理，得到不少属灵儿女。

1989年，我们终于得享崇拜自由，欣喜万分！1990年，我们参加了国内多年来第一个大会。看到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数十年来坚守忠义，我明白耶和华一直以大能扶持我们，是我们所有人的力量来源。

1993年10月14日，亲爱的丈夫蒂博尔去世了，他一生对上帝忠贞不渝。现在，我在斯洛伐克的日利纳镇居住，跟儿子住得很近。尽管体力不复从前，但凭着耶和华的力量，我的信心仍然坚定。我深信，凭着上帝的力量，我能渡过这旧制度里的任何考验。我也殷切期待，凭着耶和华的分外恩典，最终得享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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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蒂博尔四岁时，我被迫与他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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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蒂博尔和基督徒弟兄在博尔的劳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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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与蒂博尔、小姑子玛达莲娜合摄，地点是布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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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几次面对死亡的威胁，幸得耶和华的庇护，才保住性命